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会刊
第二期 2000年11月
（总20期）
目 次
● 会议资料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51周年暨学术交流会
……………………………………………………………孔小友 1
在纪念孔子诞辰2551周年暨学术交流会上的讲话
……………………………………………………………吴淑华 2
在纪念孔子诞辰2551周年暨学术交流会上的欢迎词
……………………………………………………………林宗清 3
在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二届二次代表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孔春才 4
● 学术论文
儒家思想与高等教育
……………………………………………………………汤恩佳 8
“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
……………………………………………………………骆承烈 13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徐儒宗 18
儒学——中国优秀文化的历史渊源
……………………………………………………………林定川 24
寻根溯源
……………………………………………………………孔繁培 34
从孔子伦理观中吸取精华 切实提高党员自身修养
……………………………………………………………郑小庆 39
回顾历史 展望21世纪儒学与医学的道德价值
……………………………………………………………赵贵铭 43
《论语》、《易经》——反对奴隶主专制主义的宣言书
……………………………………………………………朱方褒 46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
…………………………………………………………… 陈武韬 55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
……………………………………………………………孔繁培 58
诗七首
……………………………………………………………林定川 60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召开
纪念孔子诞辰2551周年暨学术交流会
9月22日上午，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在当地孔子后裔祖籍地──岙环镇江湾隆重召开了纪念孔子诞辰2551周年暨学术交流会。与会600多人,其中来自玉环、宁海、乐清和温岭当地的联谊会会员代表150人， 温岭市政府副市长吴淑华、政协副主席陈诒、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郑小庆应邀出席了会议。
岙环镇党委副书记叶德裕主持会议，镇长林宗清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向到会的各位领导、嘉宾和会员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吴淑华副市长作了重要讲话，她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孔子，指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国际社会誉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这样的一位历史伟人，值得我们去敬仰、去纪念。接着她提了两个希望：一是希望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继续以纪念孔子联谊活动为契机，广交国内外朋友，提高温岭市的知名度，同时要多为江湾人民办实事；二是希望江湾人民把在纪念孔子活动中的凝聚力转化为当地经济建设的动力，奋发图强，开拓创新，早日过上小康的日子。
会上还开展了学术交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郑小庆宣读了他的论文：《从孔子伦理观中汲取精华，切实提高党员自身素养》；紧接着联谊会几位常务理事宣读了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研究孔子专家骆承烈教授、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等人撰写的7篇学术论文。
会议最后由联谊会会长孔春才作联谊会工作报告，他回顾了联谊会一年来开展的学术交流活动和联谊活动。通过活动，广交了省内外朋友，同时提高了温岭的知名度，加强了各地孔子后裔间的族谊和友谊，提高了会员的自身素养。
会后，江湾大地鼓乐震天，孔氏后裔以特有的方式开始了他们的祭祖活动。
（孔小友）
经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二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推荐，二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下列同志增补为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理事：（下列姓名不按顺序）
孔国正 孔国祥 毛定法 陶小良 孔福明 孔乾福 孔美富 孔繁生
孔宪富 孔宪春 孔宪棠 孔冬梅 孔近才 孔允舜 孔云强 孔庆芬
在纪念孔子诞辰2551周年
暨学术交流会上的讲话
温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吴淑华
2000年9月22日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今天，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在这里隆重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51周年暨学术交流会。应邀前来参加本次大会的有各级领导、会员代表，以及省内外研究儒学的知名人士，大家在这里将共同探讨孔子学说，交流研究成果，纪念孔子──这位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在此，我代表温岭市人民政府向今天到会的会员代表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被我 国汉朝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沿用来作为治国安邦的工具，使我们中华民族象巨人般地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世界，尤其对日本、朝鲜、韩国以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不仅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且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因此孔子被国际社会誉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
江湾是浙江东南沿海一带孔子后裔的发源地，也是我们温岭籍孔子后裔的主要聚居地。历年来，当地群众非常崇敬孔子，每年都要在孔子诞辰日自发组织纪念孔子活动。
1994年在当地孔子后裔的策划下， 成立了“温岭市孔子思想研究学会”，后又分设“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从此，使纪念孔子这一自发活动成为了有组织的活动。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成立后，对于宣传温岭、提高温岭知名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每年举办的学术交流会上，由省内外研究儒学专家、我市儒学研究爱好者撰写的学术论文，对世人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江湾因地处我市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文化落后，这严重制约着江湾的经济发展，当地相当多群众还未富裕。为此，我希望：一是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以纪念孔子活动为契机，广交国内外及社会各界朋友，进一步提高我市的知名度，为我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再立新功，同时要争取多方支持，为江湾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二是希望江湾人民把在纪念孔子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凝聚力同时转化成为地方经济建设的动力，奋发图强，开拓创新，早日过上小康的生活。
最后，祝本次学术交流会开得圆满成功！
在纪念孔子诞辰2551周年
暨学术交流会上的欢迎词
岙环镇镇长林宗清
2000年9月22日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市领导、孔子联谊会的会员们以及社会各界朋友欢聚在这里，隆重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51周年暨学术交流会，深入研究孔子思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纪念孔子——这位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在此，我代表岙环镇党委政府，向到会的嘉宾、会员代表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孔子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史上罕见的伟人和巨人，他的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财富。我们作为孔子后裔来说，更感到光荣。我们岙环镇是孔子后裔的聚居地，是一个古老的集镇。岙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学习孔子遗训，发扬创业精神，形成了一支以汽车钣金为主的骨干企业，岙环高橙名扬四方，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学术文化欣欣向荣。江湾片的干部群众，充分依托濒海优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力发展渔业生产。投资20多万元的上塘鳖礁门码道延伸工作已经动工，岙环到江湾的石块路硬化堆脚段正在动工，渔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紫菜、蛏等浅海养殖面积不断扩大，渔业生产形势喜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正向农业农村现代化迈进。这一切，都离不开各级领导、孔子联谊会的会员们和各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我镇，特别是江湾等村基础设施还相当落后，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生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此，我恳请上级领导、孔子联谊会和社会各界朋友继续关心、支持我镇的各项事业，促进我镇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作为孔子后裔，应更好地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吸收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自己的素质，为社会主义建设，为我镇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
在市纪念孔子联谊会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纪念孔子诞辰2551周年暨学术交流大会）
孔 春 才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于1999年9月18日在市孔子思想研究学会的基础上分设，至今有一年了。一年来，在市领导的重视、关心和市文化局的指导和市民政局的监督管理下，环绕“纪念孔子，开展联谊活动”这一主线，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成功地刊出会刊
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朋友的关心支持下，许多老同志共同努力、辛勤工作下，在新千年之际即2000年元月，成功地刊出了联谊会会刊。会刊内容十分丰富，有省政协文史委汪琴煊《论孔子的政治思想与21世纪》、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朱伯康《尊重科学 尊重历史 研究儒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研究儒学的专家教授骆承烈《孔子及其后裔》、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徐儒宗《论孔子的现实性兼及诸家的比较研究》、研究员吴光《孔子仁学的思维模式仁本礼用》、原市志办主任吴小谦《继承先租孔子遗训 自强不息建设家园》、市中高级教师陈武韬《纪念历史文化巨人孔子》、师范离休干部朱方褒《孔子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及其世界意义》等等。这些论文内容新鲜，富有哲理，受到了读者的一致好评。为了把会刊印发好，我们着重把好四个关：一是落实撰写对象，把好内容质量关；二是做好论文的打印，减少差错，把好核稿、审稿文字关；三是如何使刊物实用、整洁、大方，把好编排、封面设计关；四是及时寄发刊物，把好信息回收关。共刊出会刊1000多份，除本市镇乡、部门分发外，还寄发到全国20多个省市及港、澳、台乃至新加波、美国等国家。读者反映普遍较好，说“封面设计用祖传的孔子铜象有特色、有新意”，还有的说“一个县级市的民间组织，办出如此有份量的刊物，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感到很高兴，很佩服，表示祝贺，祝越办越好。”联谊会会刊是在市孔子思想研究学会会刊上的延续，现刊出是总第19期了，今年这次会议后将要刊出一期，是总第20期。
二、召开两次常务理事会议和积极筹备二届二次代表大会
今年分别在2月12日、9月21日召开了二届二次、二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达成主要议程：①对会刊寄发提出了要求：凡喜欢读的一般要满足，有交流往来的全部寄给，可发可不发的少发。各联谊小组要组织讨论学习，学习后的情况和意见向联谊会汇报一次。②落实今年的活动内容，初步拟定2000年纪念孔子开展联谊活动的方法、地点和时间。③落实纪念孔子的学术论文撰写对象内容和要求。④如何搞好纪念孔子开展联谊活动广泛征求意见并进行座谈讨论。⑤常务理事会议后留下部份常务理事对续修孔子世家谱问题进行讨论研究。认为孔子世家谱历史悠久，长达2500多年，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一件屈指可数的完整的历史珍品，也是一朵绚丽的文化瑰宝，为社会为国家追溯文化和历史起到了很有价值的作用。60年一度的续修家谱工作应给予认可、重视和支持。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达成主要议程：①通过联谊会一年来的工作报告；②二届二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内容等安排；③增选理事。为了方便活动，把有关村庄的书记、村长和骨干吸收为理事；④明年常务理事会议的安排；⑤会员子女徐志文同学以市县第3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给予祝贺和慰问；⑥汇报经费收支。
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休会后，于5月9日、8月25日曾多次召开太平镇范围内的理事和骨干会员会议，研究分析今年的活动任务的落实情况，并多次组织人员到玉环、乐清等地的联谊小组检查和帮助活动任务的完成。
齐心协力，积极筹备二届二次代表大会，进行纪念孔子诞辰2551周年及学术交流活动，为了注重会议的影响和效果，一是设立会务小组，几次到会议的东道主江绾检查、落实会议的筹备情况；二是对会议的范围、内容、程序、要求作了详细的研究和安排；三是做好接待工作，保证会议自始至终有纪律、有秩序，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三、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联谊活动
活跃纪念孔子和联谊活动，赋予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开展学术交流。一方面，根据二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议学术任务安排，圆满完成了今年学术论文撰写任务，目前已收到的有《儒学思想与高等教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第也》、《从孔子伦理观中吸取精华切实提高党员自身素养》、《回顾历史展望21世纪儒学与医学的道德价值》、《儒学——中国优秀文化的历史渊源》、《论语、易经——反对奴隶主专制主义的宣言书》、《寻根溯源》等九篇论文。另一方面，把孔子伦理道德精华部份，在各联谊小组进行重点座谈、消化、吸收，要求以自己的言行点滴做起，相互影响、相互教育、相互启发。以及把有典型的学术论文专门印发到孔子后裔中去。例如我们把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儒家思想与高等教育》印了数百份给孔子后裔，使他们了解学术动态，掌握学术信息。联谊活动，一方面，在会员之间加强了生产技术信息沟通，地方特色得到充分发挥，优势互补。以团结为前提，矛盾缓解、消除。宁海、玉环、乐清等分支一些欠拖不决较深的房份之间矛盾得到了调和，相互信任，相互谅解，求事了团结。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力求儒学思想一些基本观点的普及的影响，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发扬，要求说话和气、待人礼貌，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通过学术撰写、交流和联谊活动，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儒学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源和骨干，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中都有着极深刻的影响。我们得到儒学的涵养，会有利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使我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会促使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利于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同时也有利于感情联络，增进友情和族谊。
四、积极为江绾人民办实事
江绾是江绾支孔子后裔的聚居地和发源地。但由于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产滞后，加上当地居民文化程度有限，生活水平偏低，经济、政治和文化与其他发达的镇乡比较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帮助江绾人民办实事是联谊会不容推辞的历史使命。在1996、1997年帮助江绾建好上塘至鳖礁门、南岙至犁头咀宽7米，全长4500km两条沿海公路，两座渔业码头合计3000平方米后，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需求，今年年初联谊会讨论研究，要再次帮助江绾建造一条延伸鳖礁门至龙蓬岩公路，解决当地渔民劳动强度大，劳动成本高等问题。彻底改变传统走狭路、爬山走弯道、手提肩扛的原始落后生产形式。经多方努力，帮助写报告，沟通联络，汇报协调，在岙环镇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市委、市政府领导十分重视，亲临实地查看考察，现已研究决定拨款支持19万元。为江绾增强渔业经济活力，改变落后面貌出了力，尽到责，为江绾人民办了一件实事、好事。
五、开展活动以来有三方面的特点
1、规格高。①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莅临会议并亲自讲话；②受到曲阜师范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浙江社科院等有关学术研究单位的学术名人、专家的扶持和帮助，并亲自撰写学术论文；③受到全国最高学术权威机构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孔子学会、中国孔庙保护协会的支持，他们在联谊会成立之际发来贺电、贺信。
2、影响大。一是在有关朋友的关心和努力工作下，温岭电视台、台州电视台陆续转播了我们纪念孔子的活动情况。《中国工人日报》于1999年10月19日、《香港文汇报》于1999年11月2日、《浙江工人日报》于1999年9月20日第1版都登载了联谊会成立和纪念孔子等情况。这既扩大了联谊会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温岭的知名度。二是正如《浙江工人日报》和有关名人专家所说，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是全国首家建立的纪念孔子联谊会，按这个标准和要求，把会刊分发到全国20多个省、市乃至台湾、香港等。三是会员组成涉及人员广、范围大、素质好，许多会员是各行各业的骨干，理事、常务理事大部分是村长、书记或单位的负责人，他们都有很好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3、作用好。第一，增强凝聚力。消除了长期不相互往来的弊端，缓解了在工作中、生产中带来的矛盾，并有些地方多次聚集共商“纪念、联谊”大计，为联谊会的活动献计献策。第二，增进友情。在联谊活动中谈家常、说村情、论族史，相互信任、相互了解，感情、友情得到了加深，族观得到亲近。第三，思想活跃，情绪饱满，积极性发挥。有许多同志说入会与不入会大不一样，入了会从孔子哪里得到了启发，对于教育我们怎样做一个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是有借鉴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孔子后裔聚居地的犯罪率普遍低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在活动中又广泛地交流、传递信息、沟通经济情报。地方的技术优势、经济特色得到充分体现，有利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共同为经济建设服务。
六、今后工作打算
1、纪念孔子开展联谊活动，其中一个最好形式，就是要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如何开展这项活动，一要会员积极地写稿，讲体会谈认识，争取各联谊小组出一篇论文。二要请本市本地有水平的同志帮助撰写学术论文。有条件时，请他们给我们会员开学术讲座，以保证每年出一本有质量的会刊和学会活动的顺利进行。
2、进一步做好儒家思想的普及宣传工作，对好的学术论文投发给会员传读，对儒学研究有底蕴的同志发现一个我们争取吸收一个。以此来满足学术研讨的需要，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发扬，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今后儒家学术研讨主要内容，初步打算是：（1）进一步挖掘孔子和儒学的内在意义、价值及其所能起的作用；（2）研讨孔子和儒学思想在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3）研讨孔子和儒家思想在培养、造就现代化的人中的作用。
儒家思想与高等教育
汤恩佳
众所周知，孔夫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和文化名人之首位，这在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大辞典》和英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里得到反映。他们的排列顺序依次是孔子（CONFUCIUS） 、 柏拉图（PLATO）、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哥白尼（COPERNICUS）、牛顿（NEWTON）、达尔文（DARWIN）、培根（BACON）、阿桂拿（AQUINAS）、伏尔泰（VOLTAIRE）、康德（COMTE）。孔子之所以被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和文化名人之首，其重要原因就是他在二千五百多年前，首创私学，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由此，他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被尊称为万世师表，可说是教师的始祖和典范。他的教育思想，成为世世代代的指南及楷模，在当今中国和世界，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价值。
孔子在教育史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各方面：
（一）孔子的教育是对人性价值的肯定，是平等思想的奠基者。孔子在二千五百年以前就已经讲人权了，重视人的价值，主张为政以德，以人为本。他开私人讲学之风，创平民教育之始，提倡“有教无类”，这在今天，仍然是教育界所一致推崇与力行的目标。
（二）孔子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健全的人格，优秀的人才。他主张“学以致其道”，“选贤与能”，又主张“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是民主思想的先行者。
（三）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德才并重，以德固本，以才培能，是全面的完人教育。
（四）孔子的教育内容是体用兼顾，全面发展，既讲专，又讲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孔子开设的六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这在当时是很全面的，包括了德、智、体、美的各个方面。
今天，虽然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孔子的教育思想并没有过时，孔子是东方的，亦是世界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迎接世纪对教育的挑战，于1998年10月5日至9日在巴黎总部举行了题为“二十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Vision and Action）”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其大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世界各国更深入地改革高等教育体制提出“基本原则”（fundamental principle），以增强高等教育对世界和平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高等教育大会”最后通过了《二十一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的大会宣言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强调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培养合格的毕业生和满足人类各方面活动需要的负责公民；要求高等院校及其师生应当坚持严格的伦理准则和谨严的科学态度和学风；开展并促进所有学科领域，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因为这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高等教育的特点之一；帮助在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环境中去理解、保护、促进和传播民族文化和地区文化，同时在全球意识下加强各地区文化的交流和融通，促进国际文化和教育的合作与发展。
应该说，全球高等教育在新形势下面临着全面、迅速、不可逆转的变化，必须革新思想，调整结构，传播新技术，加强国际合作，目的是培养能够接受二十一世纪挑战的负责公民。在这方面，弘扬孔子的教育思想，使之与现代化和未来世纪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相结合，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光明的发展前景。
如果说，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一个科技的世纪、冲突的世纪的话，那么，将要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则被预测为是科技与人文结合的世纪、融合冲突的和合世纪。
科技化、工业化固然带来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由于随之而产生了与人文传统相分离的弊端，以致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全球性的危机。高科技本来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产物，促进 了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剧增，然而它又与道德人文相分离，使人类面临着破坏性战争乃至核战争的威胁。本世纪所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数不清的局部战争，使 全人类蒙受了巨大灾难和损失。冷战结束以后，仍然烽烟四起，人欲横流，天下仍不太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实证主义思想的流行，技术主义的价值观和科技至上的观念遏制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和对道德人文的的关注。在市场自由竞争原理下由高科技取得的工业化成果，也一定程度地使“社会人”变成了“经济人”。人生意义的失落，生产和效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也被弄得模糊不清。当今世界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富裕的物质生活下面，有的人精神生活贫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金钱利害来确定，而缺乏情感。有的青少年道德沦丧，老人孤苦无依，不少人与世沉浮，感到迷茫、失望、空虚，不知道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为此，高等学校应当加强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以补偏救弊。
同时，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高新技术日益发展的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以之为基础，新的信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但改变了知识的发展、获得与传授的途径，而且为革新高等教育提供了机遇。培养和造就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人才以及发展科学技术，又是高等教育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面临当前国际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以及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挑战，我认为，发展与革新中国和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应从以下方面加以努力：
（一）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
鉴于过去一个世纪过分强调高等教育的实用与工具价值，而忽视对大学生们的人文教育和道德教育，没有用切实可行的人文教育来陶冶他们的道德情操，我认为应该提倡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并举，以全面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科技应以人为本，教育也应以人为本，不能只实用主义地去从事科技工艺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和道德教育。我认为，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必须发展教育，借以提高民族素质。但科技是纯知，在人为物役的世界里，儒家所强调的人文、人性教育，有其调节制衡的作用。我们香港孔教学院属下的学校，将孔圣的经书作为宗教科教材，每天将孔子的道理教育学生。香港大学也用“明德格物”作为校徽，说明只“格物”求知不行，还要“明德”，树立高尚的道德，先“明德”而后“格物”，才是做人的基础。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推而广之，明明德于天下，把儒家伦理发扬光大，将造福于人类未来，为世界文明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二）个人技能的提高与道德完善并举，提倡全面的素质教育
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将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时代。但如果只追求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只强调个人技能的提高和知识的掌握，忽视做人的道德培养和完善自我；片面追求一己的利益，而不顾乃至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就会造成社会发展的失衡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自由观念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但盲目追求自由，个人意志不受任何约束，为所欲为，最终会导致社会大混乱，以致毁灭个人本身，社会也难以得到持续发展，而儒学的伦理价值观则是拯救世道人心的良方。
据美国最近一项调查，每三个中学生中，有一个在过去一年内曾在商店内犯偷窃；超过40%的被访者说会为求得一份工作而说谎；另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最近的考试中作弊。及近期接二连三发生学生在学校开枪射杀同学及杀死父母等等大灾难。这表明，做人必以育德为先。
经济的发展，物质的充裕，并没有带来社会道德水平的同步发展，相反，因道德滞后引发的社会问题正成为影响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为此，美国政府也加强对年轻一代的道德教育。新加坡政府最近也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塑造既有专门知识、心智发达，又具有健康人格的新加坡公民。在这方面，孔夫子的教育思想可发挥积极作用，这不仅在东方，而且西方都是如此。孔子的“六艺”教育是全面的素质教育。把个人技能的提高与自我道德完善结合起来，这应是全球高等教育所需要的。
（三）加强国际高等教育的合作，提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多元文化的相兼互补
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观相互影响，将是不可避免的事，这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中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应加强彼此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相互吸取优长而共同发展，提倡相兼互补而不应彼此排斥。同时应把现代教育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脱离。加强国际高等教育的合作，也应该包括培养能够贯通东西方文化的通才，以促进东西文化的融通与发展。
有人预言下一世纪将是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但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看，下一世纪将是一个多元化并存共荣的世纪。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将促进人类文明包括高等教育产生新的繁荣。因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有容乃大”。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共荣的世纪，须按照孔子“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来引导，才是人类正确可行的出路。
（四）进一步弘扬孔道，建议以孔子诞辰作为世界教师节
孔夫子是世界性的人类教师的鼻祖，他提倡“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他的思想无所不包，是人类做人的基础。孔夫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已经非常讲人权了，他提出以人为本，重民而轻君；强调德才并重，培养健全的人格；提倡全面的素质教育，以“仁爱”的观念指导学生做人。这些思想对当今的教育事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孔夫子完全是民间传道，儒学与所有的教派和平相处，没有排他性，而贯通于全世界各教派。儒学的世界性体现在：儒学适应了人类基本的道德要求，它不是外在贯输和强加的，而是出自于人类社会生活自身的内在需求。所以它在二千五百年后，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因人为的摧毁和批判而失去活力和存在的价值。因此，儒学在下一世纪应成为人类道德及其道德教育的基础，因其人类自身及和平发展的需要，而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由此应在下一世纪进一步弘扬孔道，通过高等教育及各种形式的教育，使儒学发挥出更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儒学所具有的普遍性、超越性使其超越东方民族、东方文化的范畴，而具有世界意义。
此外，“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世界各宗教派坚持自己的教义是人类的唯一真理，因此，互相排斥对方，各自都想霸占整个人类的信仰市场，以至最后靠武力去征服对方，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宗教信仰。如此千多年来大大小小的宗教战争，一共发生了一万四千多次，其情况之惨烈、残酷，至今仍未停止。这也是人类的大灾难之一。人类要想在新的世纪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就应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寻求文明的共识，各自修改历史遗留下来的部份互相矛盾的宗教教义。提倡“有容乃大”，融和冲突，化解矛盾。避免单一颜色、单一味道，唯我独尊，只能有一种模式、一种要求的专一观念。在这方面，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将为世界文化多元共存，避免战争，取长补短，互相促进，提供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如能得以全人类的认同，那世界和平将定会实现。
比如新加坡的发展就吸取了儒学及西方文化等各种不同文明价值，提倡种族与种族、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和谐，使占人口76%的华族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体现了“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的精神，由此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种做法值得借鉴和提倡。相反，前苏联和今之车臣、南斯拉夫及各东欧国家等等，忽视原有的传统文化信仰，忽视各民族、各宗教的特色及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以一种模式、一种思想来规范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结果造成国家的解体，民族矛盾加深和战乱频繁发生。对此，我们应该引以为鉴。
面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高犯罪率，总统不得不拨专款300亿元以增强警力，扩充监狱，购置防暴器材和设施。如果拿出其中的一小部份金钱来编制儒学道德伦理教材，用孔子的思想来教育青少年，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些社会难题。事实上光靠法律和技术手段来解决犯罪问题是很不够的，还要注重道德教化。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当今西方社会人情淡薄，家庭发生危机，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哀。而且从西方文化本身的角度来讲，几乎看不到如何解决的前景。我认为下一世纪一定要从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寻找出路。
正由于此，孔夫子被公认为是世界十大思想家和文化名人之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说：“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的二千五百多年里，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把孔子思想的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作了非常中肯而恰当的阐述。鉴于孔子在世界公认的十大思想家和文化名人中，既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杰出的教育家，为了推进世界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全世界教育工作者享有更崇高的社会地位，我建议把孔夫子诞辰每年的9月28日定为教师节。这在世纪之交、世界各国普遍重视教育的今天，就更具有时代意义。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骆承 烈
《论语·颜渊篇》中的孔子弟子司马牛曾发愁地说：“人家都有好兄弟，唯独我没有！”孔子的另一弟子卜商 (子夏)向他讲了一通道理后，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是说五湖四海中许多人都是你的兄弟，你不必为此发愁。后来人们把这句话引申为：到处是朋友，朋友遍天下。
一、孔子论交友
孔子主张一个人在社会上应广泛联系，多交朋友。在交友方面，他有许多高明的见解。至今思之，仍有许多参考价值。
1、重视人际关系
孔子思想最大的特点是积极入世，努力治世。他从来关心国家大事，为国家大事发表政见，议论纵横。在他平时的言论及行动中，对于各种人际关系分外重视。如君臣间要“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父母对子女要慈、惠，子女对父母要孝、敬，兄弟之间要悌，夫妇之间要敬，朋友之间要讲信义，甚至邻里之间也要讲仁……将这些关系处理好，社会才得以稳定，自己治世的主张才得以贯彻。在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中，都贯彻着一个“仁”字。“仁”就是调整人际关系的重要方法。对上，君、父、长辈要忠、孝、恭、敬；对中，兄弟、朋友要信、义、悌、睦；对下，子侄、弟子、下属要宽、厚、慈、惠。各种关系处理好了，人际关系自然协调了，这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己不愿做的事情，不要加到别人身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自己要求自己到什么程度，也要求别人到什么程度。“推己及人”，把自己和别人比，把别人和自己比。把别人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孝敬，把别人的子女当作自己的子女爱护，把别人的利害当作自己的利害来对待。爱自己也爱别人，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如果这样，人际关系便能处理很好，社会就稳定了，发展了。孔子重视搞好人际关系，显然是很有道理的。
2、论交友的标准
孔子主张交朋友，但不是无标准、无原则的滥交，更不象某些人交些吃喝玩乐、吹牛拍马的狐朋狗友，而是有一定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的。其政治标准就是“道不同，不相与谋。”(4)道是理想、方向，一个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把握的大原则问题。如果大的方面不相同，便不能交。如忠君尊王而不是等级紊乱，国家统一而不是诸侯擅权，仁德忠恕而不是扰民害民，文质彬彬而不是粗俗鄙陋……这些做人的基本标准，认识一致，行动一致，才能结交。道德标准就是孔子常说的“君子”、“小人”之分。孔子认为那种“巧言令色，鲜矣仁”(5)者，不可交。这种人见了比自己地位高或需要巴结的人察言观色，献媚讨好，昧着良心说谎话，别有用心吹捧人，就是“巧言令色”。和这种人交上朋友，只能使自己道德低落，屡犯过失，没有好处。
交什么样的朋友和不可交什么样的朋友呢？孔子明确提出“益者三友”和“损者三友”。(6)即要结交正直的人，结交诚实而又守信用的人，结交知识渊博的人。不要结交那些滑头滑脑的人，奉承拍马的人，尖牙利齿却又不说好话的人。何等明确！孔子又说一个人到一个新地方，人生地不熟，怎么办？先要交朋友，怎样交呢？应先去拜访或者事奉这个国家中当权大夫中的贤能之人，再同这个国家中讲仁德的有识之士交朋友(7)。如果你一时交不到最好的朋友，也要交一些道德水平较好的人。这种人虽然不能做你的榜样，但也不会办坏事，不会坑害你(8)。
孔子在交友上曾举例说：周文王得了四个贤臣，我结交了四个朋友(即收了四个好弟子)：自得了颜回，因为他德行好，弟子们对我越发亲近了。自从得了端木赐，因为他联络广，更多的人到我这里来了。自从得了颛孙师，因为他严肃端庄，增加了我的光辉。自从得了仲由，因为他很直率、透明，听不到一些对我的攻击、埋怨声。当年文王得了四个贤臣，摆脱了殷纣王对他的囚禁；我有了四个朋友，道德更加高洁，事业更加发达了，更可以抵御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和怨声了。(9)在交友的目的和标准上，孔子更直截地说出一句十分精辟的话：“以文会友，以友辅仁。”(10)一个人应该用文章、道德的标准交朋友。交朋友的目的是帮助自己更好地依照仁德行事。这里又突出强调了交友的道德标准。
3、交友必须识人：
孔子批评弟子宰予时说：我以前对你是“听其言而信其行”，听你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结果上了你的当，日后要“听其言而观其行”。(11)不但听你怎样说，更主要的看你怎样做。对一个人的了解也不应停留在表面上，应认真地切实地对人进行了解。孔子主张坚持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交朋友，就是要交有益于自己的朋友。怎样看出一个人的好坏，即识人呢？就要深刻、全面地了解人。孔子回答弟子樊迟“修德”的这个问题时说“崇德、修慝、辨惑”。(12)前两者是崇尚道德，向有德者学习和改正自己的缺点，“辨惑”是判明是非。明确是非是对事的主要态度，对人则可理解为弄清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识人的首要条件。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孔子认为：大家都说他好，你要考察一下，大家都说他坏，你也要考察一下。不要对一个人笼统地下结论。(13)弟子子贡问孔子：是不是人们都说这个人好，他就是好人呢？孔子回答“不一定。”这种回答弟子们不好理解，孔子接着解释道：总不如地方上品行优秀的人都说他好，地方上品行不好的人都说他坏，这才是真正的好人啊！(14)这番主张很有道理，体现出其识人水平之高。他在识人时，不只看到某一点，某一方面，某一时，某一事，而是全面、深刻地认识人。同样对一个人，从不同角度可得出不同结论。他举例说：那种品行高洁的君子，容易事奉，但却难以讨得他的欢心。你不依靠正当的礼义对待他，他会不高兴，但是到了他真正用人的时候，他会量才录用，出以公心。相反那种品行低下的小人，难以事奉他，却容易用钱财或献媚讨好他，博得他的高兴。但是到了用人的时候，他却对你求全责备，怎样也不如他的意。这些分析都很深刻、正确。(15)
4、对待朋友的态度
孔子认为正确处理与朋友的关系，首先要端正对朋友的态度。弟子颜回向他请教这个问题时，孔子回答：交朋友应该心中有数，时间长了，就可看出一个人的品德来。应该以仁的态度对待朋友。颜回遵照这一教导，谦恭、谨慎地对待朋友。有个叔孙武叔，经常对别人评论朋友的长短，颜回不同意这种做法，引用孔子的话对他说：“言人之恶，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16)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并不能抬高自己。大讲别人的错误，不等于你就正确。反对在背后议论别人、贬低别人，这是对朋友的正确态度。孔子主张对朋友应该相信，不应整天猜测人家对你这不好那不好，怀疑人家不守信用。主张早日发现朋友的真情，与朋友推心置腹地相交。(17)
对待有缺点的朋友，孔子主张立足于帮助。古籍中有一则记孔子弟子子路、子贡、颜回三人谈对待不同朋友的态度时，子路说：“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贡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矣。”颜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人所持各异，问到孔子。孔子说：“由（子路）所言，蛮貊之言也；赐（子贡）之言，朋友之言也，回（颜回）所言，亲戚之言也。”(18)对颜回的高度评价，显然认为对办好事的朋友和对办坏事的朋友，都要善待。善待就是团结、帮助。帮助朋友，使其走到正确道路上来。对待犯错误朋友，应该怎么办呢？当子贡问到这一问题时，孔子回答“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19)对朋友的错误应善意地告诉他，用正确的方式来引导他，使他改正错误，走上正途。如果他拒不接受劝告，那只好中止，不要自找羞辱了。这种主张仍然是立足于帮助，但又有限度。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对待别人往往“以德报德”，“以怨报怨”，有人却对孔子说“以德报怨”。孔子没盲目听从，而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20)即用对等的方式对待怨仇，用仁德的方式回报人家对自己的恩德。后一句话很对，不必解释，前一句话则可作两种解释：一是对你做过坏事的那种人，可能是坏人，是你的敌人，你相应地对待他，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是对你做过坏事的人，可能本质并不坏，你相应地对待他，可使他受到些教训，更有利于改正错误。这种爱憎分明的主张，已超出朋友之间相互帮助的范围，必要的原则还是应该讲的。
二、宗亲联谊组织与交友
宗亲联谊组织与地区联谊组织，都是交友的一项内容，它与一般的私人交友相同，又有其特殊性。试将其略加分析，有利于交友和联络：
1、旧日宗亲组织不宜提倡
宗亲又名宗族，指同一血缘，同一宗族 之亲属而言。因出于同一祖先，故均为同姓之人。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特点是宗法社会。大宗、小宗、归宗、收族等等规定十分严格，已成历史陈迹。近世以来，同姓人以姓氏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建立的组织，便是宗亲会。在国内，旧日有世系族谱、族规家训，还有祠堂、族长，是旧日服务于反动政权，体现族权、夫权的封建组织，早在七、八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已把它批得体无完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封建地主，封建地主利用族权压迫与统治人民，是其主要手段。中国革命成功后，广大农村中的革命政权代替了旧政权及封建族权，是一大进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如果还沿袭旧的一套，叙家谱，使地方上的收族权复活，取代或干扰人民政权，显然是大错特错。再者，旧日家谱中有男无女，女子不能当作后嗣，有女无儿是“绝嗣”、“失传”，我们今天推行计划生育，生儿育女都一样，儿女都是继承人。续家谱之风显然又违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因此更不应提倡。
2、海外宗亲组织
侨居海外的华人后裔，不管是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还是已加入所在国籍的华人，均因远离故土，人数众多，根基不深，在一地有势单力孤为忧。为了同宗互相提携、帮助，各尽所能，共谋发展，而成立一定的组织，有其道理的。例如新加坡在其国内290万人中，各种宗亲会、地域会就有185个。以颜氏宗亲会为例，其一般职能是：①祭祀祖先及对本族保护的神灵。②团结族众，照顾宗亲中无子女的老人及残疾人。③对后代进行华文、华语及中华历史的教育。④组织庆祝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端午、仲秋节等)，以此加强族人的华夏意识。⑤调解族内外的一些纠纷。⑥互通信息，相互帮助，共同搞好商务活动。其宗亲会一般分三个层次：最基层的是全体宗亲大会，中层是大会选举出来的管理委员会,最上层是执行委员会，即领导层。当领导层多为有钱有权有名望的人。 (21)
3、国内的宗亲联谊会
在全国上下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声浪中，许多以名人命名的组织相继建立。这些组织的建立，对于深入研究某个历史人物有积极作用。作为某一个市、县来说，建立一些研究会、学会、联谊会，对于继承古代传统文化，提高当地的知名度，从而促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建设，可能带来一些好处。但是在大方向上，却要妥善把握。
大方向怎样把握？大致说来可分为大道理和小道理两方面。大道理是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后人纪念古代名人，是为了发掘此人在品德上或哲理上的可取之处。对其重点研究，汲取精华，古为今用，这是主要目的，是主流。小道理就是作为此古人的后裔，更应继承先祖的美德或哲理、学问，促进自己思想的提高，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决不能只讲小道理，不讲大道理；只叙宗谊，不继承优秀传统。例如河南夏邑过去有座孔子还乡祠，供奉着孔子以上十代祖先，各有碑碣。几年前该县建立了“孔子祖籍文化学会”。在恢复孔子还乡祠时，首先明确不是给孔家再建祠堂，而是为了吸取孔氏先人思想或行为中有用的东西，为今天服务。于是只为孔子以上三位先人立了碑：一是以国相让，以谦逊著称的弗父何，一是以饱学著称，作《诗经· 商颂》的正考父，一是以武功见长，为宋国十一次作战立功的孔父嘉。每幢碑上不仅刻着他们的名字，还刻着他们的事迹，让后人学习。同样，在塑孔子像时，往往其下面刻上《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等孔子思想中的可取部份，也明确表现出“古为今用”的目的。(22)
国内的宗亲联谊组织既不同于旧日的叙家谱，也不同于海外的宗亲组织。其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认为：①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通过这一形式，更好地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吸收以先哲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圣贤子孙的联谊会成员，更要提高自己的素质，作出榜样。祖先水平高，自己也应达到高标准。②通过联谊活动，广交朋友，互通信息，在工商企业、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中加强联系，相互支持、帮助、沟通、中介，传播先进经验，介绍致富门路，使大家广增耳目，相互帮助，共同富裕。③联谊会成员以先哲为人类做出贡献为榜样，主动学习，遵纪守法，崇尚科学，改进技术，勇于革新。在经济活动中，以义为利，义中取利，经营企业时恪守质量第一，保持信誉，争做儒商，才能获大利，创大业。在大陆各地联络的基础上，利用特点，对海外联络，为祖国统一及改革开放做出积极贡献。
总之，通过联谊活动，更广泛地团结成员，教育族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支持和促进，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积极贡献。
注：
1)《论语·八佾 》
2)10)12)19)《论语·颜渊》
3)《论语·雍也》
4)7)13)《论语·卫灵公》
5)《论语·学而》
6)《论语·季氏》
8)14)15)《论语·子路》
9)《尚书大传·殷传》
11)《论语·公冶长》
16)《孔子家语·颜回》
17)20)《论语·宪问》
18)《韩诗外传》九
21)骆承烈《新加坡的宗亲组织与儒家伦理教育》（《大学德育》1992年第四期）
22)乐山《纪念圣贤，慎勿续家谱》（《儒学研究》1998年第一期）
（作者系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徐儒宗
一、贯道之实，求仁之方，更无疑焉。此亦孔子所以告子贡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为“可以终身行之”之深意也。
然而有人怀疑：仅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算达到“仁”吗？其实，理解孔子的话不能以辞害意，而应以意逆志，方为得之，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言，还有其言外之意：“己所欲，施于人！”而且，这才是更重要的一层意思。这并非附会之说，而是有据可徵的。有一次子贡向仁，孔子答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孔子之道，仁也。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所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者，修已以敬也；“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者，行仁之效也。而行仁之法则, 惟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语耳。
孔子尝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一以贯之。”何谓一以贯之？惜乎子贡之未能深问也。及至子贡又问: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乃曰：“其恕乎！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尹氏释云：“学贵於知要。子贡之问，可谓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极之，虽圣人之无我，不出乎此。终身行之，不亦宜乎！”故子贡亦尝告孔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孔子则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观此而知子贡终身正是以“恕”自期, 而孔子之不予轻许, 更见此道之广大精微，非等闲所能致也。由是观之，孔子欲告子贡“一以贯之”之宝，即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也。徵诸孔子所告仲弓之言而益信。
再则，孔子又常以“吾道一以贯之”之语告曾子。曾子释云：“夫子之道, 忠恕而己矣。”朱子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程子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由是观之，所谓“忠”，就是人所受命於天的无妄之性，亦即存於人心的诚实本质；而所谓“恕”，乃是人所禀此本性以施诸行为之功用，亦即推己及人之仁爱意向。曾子言“恕”而益以“忠”者，盖谓非“忠”则无以行其“恕”，非“恕”则无所用其“忠”耳。然而孔子之道，旨在经世致用之利人事业，其所以主张“修己以敬”,实以“修己以安人”乃至“修己以安百姓”为终极目标。若惟以无妄之“忠”存乎心, 而不以推己及人之“恕”施诸行动, 则其所持之“忠”，犹为於世无益之物；反之，苟能以推己及人之“恕”见诸事业，则无妄之“忠”固已在其中矣！由是言之，则孔子之道，一“恕”字足以贯之矣。据此而知孔子所谓“一以贯之”之实，即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岂非“己所欲，施于人”之明证乎！可见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一种“能近取譬”的措辞方式。只有用举一反三之法，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所欲，施于人”两层意思合而观之，方为推己及人之“恕”的完整意义，也符合“一以贯之”的实际内容。
何以推己及人之“恕”不仅“可以终身行之”，而且还能并圣人之道而“一以贯之”呢？盖谓“恕”以修身则德弘,“恕”以处世则人和,“恕”以齐家则族睦，“恕”以治国则民悦，平天下以“恕”则可致大同，协天 人之际以“恕”则可使万物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求仁之方固莫大乎此矣。则圣道“一以贯之”之实，舍此又曷足以当之哉！
二、好恶与人同之
人禀天命之性以生，不惟仁义礼智之四端相同，即七情之赋，亦无异焉。《礼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可见凡人皆赋有“欲”和“恶”两方面的感情以及满足所欲和排斥所恶的愿望。这种天赋的“欲”和“恶”，乃是人类的正常心理。也正因为人类具有这种正常心理，才维护了人类的生存繁衍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然而，这种本属正常的欲望和满足所欲的要求，若不加以引导自律而任其放纵滋长，又会成为贪得无厌的私欲。这种私欲的横流泛滥，则又是损害他人、危害社会甚至毁灭世界的罪恶根源。正如《尚书·仲虺之诰》所云：“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
既属天赋于人之“欲”，又如何权衡其利弊得失呢？其分界，全在于公与私之间而已矣。
人若出于人欲之私，为了满足己之所欲而不顾损害他人之欲，则是以他人之所不欲来成己之欲，而以己所不欲者施于他人也。若此，则人与人之间必将失去平衡，争端于是乎起矣。若在贪图私欲的同时，又嫉视他人之所欲而百般危害之，则是《大学》所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者也。又如孟子所云：“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可见人若以逞一己之私欲为目的，其结果不仅损及他人，危及社会，而且终至害己而后已。所以，对于“欲”，必须出于天理之公，方能杜绝其弊而发挥其利。
何谓出于天理之公？就是对于天赋之“欲”，亦应以平等精神待人，即自己有满足某种欲望的要求时，就该想到他人也具有与自己一样的欲望以及满足欲望的权利，待人一如待己。诗云：“执柯伐柯，其则不远。”中庸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所谓“执柯以伐柯”与“以人治人”者，亦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之“恕”也。分而言之，可以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施于人”两层意思；综而言之，亦即“好恶与人同之”而已矣。举例而言，我欲人之爱我，我亦应以爱待人；我欲人之敬我，我亦应以敬待人。推而广之，不仅自己要做到爱人敬人，而且还须以爱敬之德影响他人，使人人感化而能尽其爱敬之道。反之，我不欲人之诬我，我亦不应诬人；我不欲人之欺我，我亦不应欺人。推而广之，不仅自己要做到不诬不欺，还须以不诬不欺之德影响他人，使人人感化而以不诬不欺自律。以此类推，所有德目都能做到“好恶与人同之”，方为出于天理之公也。《大学》曰：“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只有以“恕”待人，好恶与人同之，才能使人人 皆归于至善，然后人与人之间才能保持平衡而建立起和谐的关系。
尤其是在位者，更应以百姓之心为心，好恶与民同之。《大学》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孟子更强调但凡君之所欲，皆须与民同之，方合乎为君之道。诸如：“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认为君人者，只有做到“好恶与民同之”，才能有效地保持君民之间的和谐关系。
人若时时能以“好恶与人同之”自勉，则仁者之存心，不外乎此矣。
三、立身处世之准则
孔子告子贡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为“可以终身行之”之道，可见此道不仅可以行之于身，而且可以行之于家，行之于世，行之于国，乃至行之于天下也。
以修身而言，若时时以“恕”存心处事，可使心正而身修。《大学》曰：“心有所忿 ，则不得其正。”但若能以“恕”存心则心自平，以“恕”处事则心自公。平而且公，则忿自消矣。俗语有云：“事事肯放过他人，则德日弘。”可见“恕”以待人，乃修德之要义也。
在家庭中，我欲子女孝我，首先必须我能孝父母；我欲弟之敬我，首先必须我能敬兄。若我不孝父母而欲子女孝我，我不敬兄，而欲弟之敬 我，断无此理。惟有以“恕”存心，然后以事父母，以友兄弟，以和夫妇，以慈子侄，以睦宗族，莫不适得其宜。然后能使家和而族睦也。
在社会上或官场中，若要与周围之人和谐相处，就必须以“恕”为则。大学曰：“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 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质言之，所谓“絜矩之道”，就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之“恕”也。只有以“恕”存心，时常替人家着想，自己所不愿者，不要推给人家，做到互相宽容谅解，才能使上下、前后、左右和谐相处。这正如《易·泰彖》所云：“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其实，人若为了满足私欲而以利己为务，不仅会损及他人和危及社会，而且最终还是害了自己。曾子曰：“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此言可作损人利己者之戒。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礼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又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贾谊亦曰：“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此皆足以说明：只有以“恕”存心，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施于人”，处处以天下之公利为利，尽力为他人和社会创造幸福，自己也会从中获得幸福。
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所谓“成人之美”者，“己所欲，施于人”也；所谓“不成人之恶”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此乃君子之道，反之则为小人矣。孔子又尝自言其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是因为孔子从自己的体会推想到：老者所欲者“安”也，朋友所欲者“信”也，少者所欲者“怀”也。孔子之志，显然是以己所欲者“施于人”也。故《易·同人彖》云：“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施仁于天下，并非人人可为，虽尧舜亦有未逮。但待人如己，“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勉而为之。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当指此而言。孟子曰：“人能有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又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旨哉斯言，人而可以不勉乎！
四、治国平天下之达道
徵诸古代圣王贤臣的事业，莫不胸怀“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和“己所欲，施于人”的大志，而以解除天下之忧患为己任。诸如：“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以及汤武之吊民伐罪，周公之制礼作乐等等，莫不怀着与天下同忧患的伟大精神，施己欲之政于天下以造福人民，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立下了丰功伟绩。
孔子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精神，总结了他们平治天下的宝贵经验，然后提出了实现大同社会的最高理想。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这一方案之中，始终贯串着“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和“己所欲，施于人”的推己及人精神。由是观之，推己及人之“恕”，实乃通向大同社会之达道也。
然而孔子身处王道陵夷的春秋末期，不得不从当时的现实出发，实行由小康走向大同的道路，针对时弊以施治焉。故在治国上，孔子主张施行“节用而爱人”的惠民政策而反对苛政暴敛。《易·节彖》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欧阳修释云：“君子之所以节于己者，为其爱于物也。”杨时云：“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可见在孔子的“节用”思想中，明显地贯串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
孔子的高弟有若深得孔子的为政之道。鲁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哀公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当时，鲁国实行十分取二的税率，哀公犹虑国用不足，故而问计于有若。有若却劝他恢复周制十分取一的彻法。从表面上看，有若所答与哀公所问是是背道而驰的；而从实质上说，有若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出发，主张“节用而爱人”的惠民政策，要使百姓先富起来，然后国家能富足。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国用不足之策，深合孔子的为政之道。
孟子更将“恕”以治国之道进而发展为平天下之大道。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所谓“推恩”与“善推其所为”者，亦即推己及人之“恕”也。孟子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即“推恩”之道也。
孟子认为，天下之是否归心，亦当视为政者之能否以“恕”施治。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所谓“所欲与之聚之”，就是“己所欲，施于人”也；所谓“所恶 勿施尔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只有做到这样，才能使天下归心。
孟子又主张为政者必须以天下万民之忧乐为忧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只有人君能以万民之心为心，与天下同忧乐，好恶与民同之，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综 观孟子学说，显然以恕贯串于王道之终始。
五、根治时弊之枢机
方今之世，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也潜在着不少流弊。综 其大者，略举数端：一是在社会上，道德 沦丧，机诈百出；二是在国际上，风云变幻，干戈无已；三是天人之际，生态失衡，环境恶化。加之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更助长了各种流弊的严重危害。然而追溯众弊之根源，则不外乎圣道陵夷以致私欲横流而已。治之之道，其惟“恕”乎！只有人人以“恕”存心，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 ，施于人”，然后私欲去而公理明，诸多流弊自然消解矣。
现在有很多人，深受西方自我中心说之影响，惟以追求私欲为目的，为了逞己之欲，专以利己为务，乃致道德沦丧，机诈百出，巧取豪夺而无所不施，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显然，要根治这种危害的关键在于控制私欲之膨胀。要控制私欲，自非大力提倡恕道不可。只有人人以恕存心，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施于人”，则自然私欲消除而公理流行，种种欺诈损人行为得以遏止，社会道德亦得以净化矣。
从国际上看，古今所有侵略战争，无一不是由侵略者为了满足某种私欲而发动的。它对人类造成的灾害罄竹难书。尤其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种种新式武器对毁灭人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致使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仅未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徒增无穷灾难。若要彻底根除战争的灾难，自非在全世界大力提倡恕道不可，只有在所有的国与国之间都能自觉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训，坚决反对侵凌争夺而大力崇尚亲邻柔远，方能保持全世界的永久和平，然后才进入“协和万邦”的大同社会。若此，则武器尽可销毁，示天下不复用武；化干戈为玉帛，使先进的科学技术真正为人类造福也。
再以天人关系而言，近代以来，人类在“人定胜天”的自我膨胀观念的误导下，只知征服自然以向自然索取财富，而缺少保护自然的意识，致使生态逐渐失去平衡；又因科学发达而造成种种污染，对大自然带来严重危害，更加速了人类生活环境的日益恶化。其实，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讲究恕道的。程子曰：“推己及物，恕也。”可见“恕”的对象不限于人，而且也推及于“物”。朱子释“忠恕”之义云：“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显然，朱子系以“至诚无息”之本体释“忠”，而以能使“万物各得其所”之作用释“恕”。可见“恕”不仅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范畴，而且亦为天人之际的哲学范畴。程子亦尝以诗经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而以周易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为“恕”。以易理而言，只有人与万物的“各正性命”，才能达到“保合太和”之境。所以“恕”乃协调人与自然之权衡也。
今人每以博爱、平等、自由、民主之治作为现代文明之进步标志。然其立论之本却以“自我”为中心。殊不知“自我”之说与博爱、平等、自由、民主之治，实乃背道而驰者。试观今之众多流弊皆从“自我”之说引起私欲膨胀所致，而所谓博爱云云者，反成空谈矣。其实，若要真正实现博爱、平等、自由、民主之治，自非大力提倡恕道不可。只有“恕”以存心，然后吾心可以扩充为博爱；“恕”以待人，然后人格赖此而为平等；恕以处世，然后人身言行赖此而为自由；“恕”以施政，然后制度法令赖此而为民主。所以，只有人人以“恕”自励，才能真正实现博爱、平等、自由、民主之治，而为现代进步的精神文明。
孔子之道固以“仁”为本体，然而以“恕”字“一以贯之”者，正在于“恕”能统一人情物理，以协调个人、群体、国际乃至天人之间的关系而达乎至仁之境。其终极作用乃在于使人与万物各遂其生，各得其所。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张子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又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皆体现了“恕”的这一精神，所以说，“恕”乃人类立身处世之准则，通向大同之达道，协调天人之权衡，而尤为根治时弊之枢机也。
在孔孟学会第三十一次会员大会上致词云：“孔孟思想以忠恕为本，以仁义为中心，主张修己善群，推己及人，发挥民胞物与的精神，达到世界大同的鹄的，正是人类文化中极宝贵的资产，而为今日世人所亟需。”这段话可谓用说中了孔孟学说的要领。我中华民族之仁人志士，可不以此自任乎！
作者注：本文系应台湾“中国六经学术研究会”所举办的国际性儒学征文竞赛而作，（获第一名），后发表于台湾《龙在田》杂志。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科院）
儒学—— 中国优秀文化的历史渊源
林定川
在当今中国大陆，只有儒学，没有儒教；儒教是历史概念，是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外国人的说法。因为要成为一门宗教，非有其严密的组织不可。而儒学在中国大陆，从古到今只有学术流派，而没有组织，更没有像道教、佛教那样有教主，有固定场所与信徒，充满宗教神秘色彩，也没有奉孔子为神灵。《旧唐书·儒学系列传》说：“是以学者慕响，儒教聿兴。”此处所说儒教即指儒学，是指唐初高祖尊崇儒学任用儒生，而促成儒之兴旺。从其文化影响来说，儒学不失为一门宗教，而且比道教、佛教的侵淫力更强。一、“儒”的含义
儒，作为新概念，最早见于《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汝）为君儒，无为小人儒。’”（译文：孔子对学生子夏说：“你要成为那些有地位人的老师，不要光成为平民百姓的老师。”）这里的“儒”，是指能授人高尚道德和传统文化的人。
其实，“儒”本就含有传授儒术之义。西汉学者刘歆（xing）在《七略》中说：“儒学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译文：“儒家这个流派，原来出自古代司徒这门官职，是帮助国君顺应自然，宣传做人道理的。”）
“司徒”这种官职在商代就有了，承担相当于今天宣传、文化、教育三个部门的职责。二、儒的社会职能
既然儒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毫无疑义地必须为国君、为朝廷、为国家服务。所以，从孔子到今天所谓新儒学（在中国大陆，1994年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江泽民总书记曾亲切会见了该联合会主要成员），除了特殊情况（如秦始皇、隋炀帝时代），基本都是忠君爱国的。
如春秋时的孔子，当过鲁国司寇（相当于地方法院院长），其弟子子贡当过鲁国外交特使，子路、冉有当过鲁国上卿（相当于总理）幕僚；战国时的孟子，当过齐国客卿（相当于国君顾问），荀子当过齐国祭酒（相当于文化教育部长）与楚国兰陵令……南宋时，永嘉学派创始人薛季宣当过大理寺主簿（相当于最高法院办公厅主任），还有薛季宣学生瑞安陈傅良当过宝谟阁待制，陈傅良学生叶适当过吏部侍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副部长）……元末明初文成县刘基、明代嘉靖年代的永强张璁等人，都为封建王朝当过大官、出过大力。
除直接效劳于朝廷之外，儒家还对文化、教育事业出过大力。如孔子晚年整理古代典籍，完善了《诗》、《书》、《礼》、《乐》、《易》，编写了《春秋》；清末瑞安孙诒让创办了温州师范学校、温州中学、瑞安会计学校等，还撰写了《札迻（yi）》、《墨子间诂》《周礼正义》等影响极大的著作。
以上事实说明，儒家确实做到了如孟子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儒的种类及演变
儒在周代之前有三类：
1、最早的“儒”可以追溯殷商时代，其专职是为贵族祭祀祖先、办理丧事时担当司仪。据载，孔子的祖先是殷商时代的儒，所以孔子年轻时也当过司仪，对礼仪相当熟悉。
2、周灭商之后，儒除了继续担当司仪，还出现了以教“六艺”（指写字、行礼、计算、音乐、射箭、驾车等技能）为职业的教官现象，即相当于后代的公办教师。
3、西周衰亡之后，除了一部分继续担任教职，更多的儒转向两个方面：一是在民间从事赞礼、相礼等职业，二是在地方政府中谋取低级差使（如孔子曾当过管理仓库和牛羊的小吏）。至于进入朝廷，那是孔子以后的事。四、儒家创始人孔子
孔子是公认的儒家创始人，被联合国评为世界历史上“十大文化名人”、“百位文化名人”的第一位。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因排行第二，所以“文革”时江青等“四人帮”蔑称他为“孔老二”），春秋时鲁国人。父亲叫叔梁纥（ge），母亲姓颜，名征在。生于阴历8月27日、阳历9月28日。据《史记》载，孔子是私生子，所以智商很高。孔子生下三岁，那位当武士的父亲就死了，到十七岁时母亲也死了。大概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缘故，十五岁时就立志要做一番学问。他不远千里去拜老子为师学习礼，向周大夫苌弘学习乐，向师襄学习弹琴。三十岁创办了私人学校，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的传统。据载，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贤人（即出类拔萃的学生）七十二。最出名的弟子，一是颜渊，二是子贡，三是子路，有文的，也有武的。五十岁之后，孔子开始从政，先后当过地方长官（中都宰）、司寇（法院院长）、相事（即礼法部长）。五十五岁辞官出游列国（中原诸侯国），经历了十四年才返回鲁国，然后闭门著书立说，对前三千年文明进行归类总结，直至七十三岁逝世。
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仅在于开创了儒家学派，还对哲学、伦理学、社会政治理论、教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礼仪风俗等许多方面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大至安邦治国、国家统一，小至个人修身、言谈举止标准，都影响极深。
概括地说，孔子学说有以下几大观点：
一是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不要迷信上天。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个“命”，就是客观规律。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个“天”，就是提供人类生存环境的大自然，认为它是不会说话的，不会为你指迷津的，要靠你自己去奋斗。
二是提倡行仁。所谓仁, 就是凡事不能光考虑自己利益，要多想想别人利益。“人”字旁做个“二”，就是互相兼顾的意思。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译文：“自己想立足社会，也要使别人能立足于社会；自己想事业发达，也要使别人事业发达。”）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译文：“自己不想要的坏名声，不想做的坏事，不要推给别人。”）在孔子看来，这就是“仁”。
从“仁”的定义出发，孔子又推出孝、悌、忠、信、恭、宽、敏、惠等道德规范。
孝，就是尊敬父母、尊敬上辈，对父母不仅要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更要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孔子说， 对父母只养不敬，那跟看待鸡、狗没有两样。
悌，就是尊重兄长，尊重上司。
信，就是言出必行，重视承诺。孔子说，人无信不立，好比车子断了轭，无法前进。孔子还说，朝廷要不取信于民，这个政府就会垮台。
恭，就是出门碰见百姓，就要像碰见亲人一样；请百姓做事，就要把他们看作恩人一样。
宽，就是宽厚待人，同情能力比自己差的人，能容忍别人的一般过失，不忌妒比自己优越的人，尤其在别人处境有困难时，要及时加以帮助，绝不能袖手旁观，乃至为难对方。
敏，就是兢兢业业，要勤快，对国君派下来的事、关系百姓利益的事，不能偷懒，要出色完成公事，然后才接受俸禄。
惠，就是心地善良，凡事要惠及百姓。孔子说，你对百姓做了好事，百姓自然会感激你，然后你才有资格指挥他们。
三是主张以礼治天下。所谓礼，不仅指各种礼仪，更指以德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译文：“用酷政治理国家，用刑法统一百姓思想，百姓就会千方百计逃脱法网而无羞耻之心；用仁义治理国家，用礼义教育百姓，百姓就会讲究羞耻而甘于服从听命。”）
四是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说自己出身贫贱，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他认为“不学则无以为君子”（“君子”是指品学皆优而有社会地位的人）；又认为人类“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习”即后天影响），只有靠不断学习，才能摆脱平庸的困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译文：“光学习而不加以深思熟虑，就会糊涂；光思考而不学习就会疑惑不解。”）
孔子死后，历代统治者对孔子学说各取所需，有的甚至肆意歪曲，但无不对孔子礼敬有加。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孔子思想与学说在中国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整整被尊崇了两千年。孔子也先后被封为“褒成宣尼公”、“文宣王”、“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等等。
五、儒家经典：四书五经
四书第一是《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其门人记录的孔子生前讲过的重要的话与他重要弟子讲过的话。这部书被看成是儒家最重要的书。做过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宰相的赵普说过自己以半部《论语》佐太祖打天下，以半部《论语》佐太宗治天下。虽是夸张的话，但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论语》之中许多孔子的话，到今天也还有很强的生命力，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伟大领袖都曾多次引用过孔子的话。
第二是《孟子》，由孟子弟子整理而成。集中反映了继孔子而后的儒家最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的思想与学说。所谓“孔孟之道”，指的就是孔子与孟子的思想学说。《孟子》这部书主要记载了孟子三大思想学说：一是心性学说，其核心的一句话是“人之心，性本善”。在这个学说中，孟子提倡（一）要对社会“尽心”；（二）要讲究“存心养性”；（三）要“寡欲”，即克服个人欲望；（四）要“求放心”，即对他人放弃戒备敌视态度；（五）要“思诚”；（六）要“自省”，即经常自我反省；（七）要“养气”，即要求胸怀宽广，能容人，容事。
二是“仁政”思想。其名言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译文：人都有不害人的思想。先代帝王因为有不害人的思想，所以有不害人的法令制度，那么治理国家就可以把国家放在手掌上运转一样便当了。）这种“仁政”思想的目的是“保民而王”（保护百姓以称王天下），“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能得到人民拥护，才能得到国家政权）。所以，孟子反复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最重要的，国家政权要次要一些，国君地位还要次要一些），“义为上，利次之”（仁义道德是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次要一些）。
三是理想人格。如大家熟悉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发财了，地位高了，不去做过分的事；身处贫穷又没有地位时，不会放弃原先的志向；面对强权不会低下头颅；这才叫做大丈夫）。又如“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当国家崇尚仁义道德时，就要放弃自私自利念头；当国家丧失是非标准时，就要牺牲生命为拯救正义而奋斗）。又如“慎独”（即在自己的行为失去监督的情况下，要特别小心谨慎，不要利令智昏）。
第三部书叫《大学》。它本是《礼记》中的一篇政治哲学论文，探讨治国平天下的原则、道理，阐明了治国平天下必须从修身、齐家做起，其中特别强调个人修身对政治的影响。宋儒程颢、程颐、朱熹等人认为这最能体现儒家德治主义原则，于是把它单独列为儒家经典之一。
第四部书叫《中庸》，据传作者是孔子孙子子思，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是讨论人生哲学的论文。说的是修身道理，其核心是一个“诚”字，认为只有达到至诚的人，才能进入道德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中和”、“中庸”。作者相当强调“博学”对修身的作用，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聪明人一次便学会，我们无妨学它一百次；人家十次就学会，我们无妨学它一千次）。
“五经”指的是经孔子整理出来的《诗经》、《书经》（即《尚书》）、《礼经》（即《周礼》《仪礼》《礼记》）、《易经》和编写的《春秋》。原有“六经”，因《乐经》失传，只剩 “五经”。
六、儒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
（一）战国时期所谓“儒学八派”阶段。
孔子死后，孔门便衰落了。一个标志就是孔子的思想学说被分成八派。哪八派呢？
一是子张之儒。子张原是孔门一位非常聪明的高足，为人博爱容众，交友很广。子张终身不当官，孔子死后，居陈国，收徒讲学，成为“子张之儒”。据传墨子曾受子张影响。
二是子思之儒。子思是孔子孙子，继承和发扬了乃祖的中庸思想，提倡“诚”，对儒家心性之学有重大贡献，对宋儒影响最大。
三是颜氏之儒。以颜回为代表。颜回字渊，本是孔子最得意弟子，可惜短命。这一派的最主要特点是安贫乐道，重在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后代读书人有所谓修身养性，就是受这一派思想影响。
四是孟氏之儒。以孟子为代表。据传孟子曾拜子思的弟子为师，所以与“子思之儒”最相近。其思想核心是“仁政”与“民本”思想。
五是漆雕氏之儒。以孔子弟子漆雕开为代表。孔子曾劝漆雕开去当官，漆雕开谢绝了。这一派的特点是不愿做官，好勇任侠。据传孔子七世孙孔鲋，原是秦始皇的博士，因不满秦始皇的暴政，干脆投靠陈胜的起义军，可能就是受这一派思想影响。
六是仲良氏之儒。据传其代表人物是仲梁子，与孔子高足子夏有关系，重视教育作用。
七是孙氏之儒。其代表人物是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其主要观点是礼法兼治。他培养出两个著明学生，一是韩非，一是李斯，都是法家代表人物。这一派的学术观点集中反映在《荀子》一书中。
八是乐正氏之儒。其代表人物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主张以音乐助教化。
（二）汉儒阶段。
据《史记》《汉书》记载，秦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刘邦，年轻时由于家穷读不起书，当了皇帝后很看不起读书人，故意把读书人戴的儒冠拿来当尿壶。有个谋士叫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称赞《诗经》、《书经》。刘邦听了不耐烦，就骂他：“你老子是靠马上夺得天下的，哪用得着《诗》《书》这些劳什子！”陆贾说：“靠马上得天下不错，难道也可以马上治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都是靠武力得天下，而反过来用文治天下，文武并用，成了长期保持太平的经验。……如果秦王朝并吞了六国之后，能行仁义于天下，效法先代帝王那样子，你哪能把它夺过来？”刘邦听了很不快，就勉强对陆贾说：“试着替我写篇文章，说说秦王朝丧失政权的原因，我能得天下的道理，以及古代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于是，陆贾就简单地介绍了古代存亡的历史，合计十二篇文章。每向刘邦念完一篇，刘邦无不拍手叫好，左右大臣都喊万岁，于是就把这本书叫做《新语》。
《新语》是为总结秦朝灭亡及汉朝成功的教训与经验而写的，其主旨就在于强调“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提倡用儒家经术来治国的道理。
还有一个故事也跟刘邦有关。刘邦当上皇帝，第一天召见臣子。由于臣子大多是跟他出生入死的武将，所以根本不懂得礼仪规矩。上朝时乱哄哄，有为站着吃力而骂娘的，有为争前后位置而拔刀相向的。任凭皇帝喝斥，也维护不了秩序。有个儒生叫叔孙通，对刘邦说：“读书人难以帮你打天下，但可以帮你治天下。”刘邦指着眼前那班肆无忌惮的武将说：“你说怎么治？”叔孙通说：“只要你把权交给我，我保证能治好他们。”征得刘邦同意后，叔孙通就拿儒家礼仪对这班武将进行训练。几天后，刘邦重新上殿，原先那班臣子一进来，便该左的左，该右的右，该跪的跪，该拜的拜，气氛十分庄严肃穆。刘邦高兴地说：“老子到今天才体会到当皇帝的尊贵。”
由于刘邦及时接受了儒家的治国意见，所以汉代四百年江山不仅政权稳固，民富国强，而且文化相当繁荣，也为儒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先后出现了许多可喜现象：
（一）通过整理儒家经典，恢复了被秦统治者严重破坏的民族传统文化。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提出“焚书”建议，即除了有关医药、卜筮、农业种植之类书籍，把一切书籍都付之烈火。秦始皇不但接受了这个馊主意，还把饱读古代文化经典的儒生五百来人抓起来，统统活埋了。这就是历史上惨无人道的“焚书坑儒”。所以，汉初文化几乎一片空白。得到朝廷默许，那些逃脱了秦王朝严刑酷法而活下来的儒生，便一面招徒讲学，一方面搜集、整理残存的儒家经典。整理《诗经》的有鲁国申培公、齐国辕固生、燕国韩婴；整理《尚书》的有济南伏胜；整理《礼》的有鲁国高堂生；整理《易经》的有菑（ZI）川田生；整理《春秋》的有鲁国的胡毋生、赵国董仲舒。由于“五经”宣传了仁义、道德，无论对改善民风，还是稳定人心，都有好处，所以很快得到朝廷支持，专门设立了五经博士。汉武帝时又为博士官增置正式弟子员，到汉宣帝时又增五经博士为十二，人员高达三千。这种博士制度，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促进了教育事业发展，为维护汉政权创造了良好氛围。著名的“文景”之治和宣帝时的“天下大治”，其实就是这种文化运动的结果。其中有一位著名儒生叫贾谊，十八岁就精通《诗》《书》，精通诸子百家言。他向汉文帝（刘邦的儿子）提出：“汉兴二十年，天下太平，有必要修订历书，改变官员从战争中穿到现在的衣服样式，确定新的官名，制定礼仪和音乐制度。”汉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上大夫。贾谊又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建议文帝施行仁政，这就是著名政论《过秦论》。不久，贾谊又写了一篇《治安策》献给文帝，建议削弱地方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制。贾谊的政论都收入《新书》，共计56篇，中心思想是儒、法并用，即仁义与法治并行。书中有句名言：“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译文：道德没有比广泛爱护人民更高级的了，而政治没有比使多数人民受利更高超的了）。
还有一位著名儒生叫董仲舒。董仲舒年轻时专门研究《春秋》，竟做到“三年不窥园”（就是不看园林一眼）。汉景帝招聘他为博士。不久，董仲舒便向汉武帝献上三篇对策——闻名后世的“天人三策”： （一）中华民族的统一，自古以来如此，不容分裂是上天的旨意；（二）不师儒而师异术，是人心多变、政令不一的最根本原因；（三）要改变社会风气，必须从尊重祖宗做起。董仲舒还提出“兴太学”的建议，认为教育事关国家命运。汉武帝都采纳了董仲舒意见。此后，董仲舒被尊为“群儒首”、“儒者宗”和“王佐之材”。其代表作是《春秋繁露》82篇。
还有一位著名儒生叫刘向，是汉宣帝时谏议大夫。他尊崇儒术，主张贵德教，轻刑罚，尊贤重士，藏富于民。奉宣帝意旨，刘向讲论五经，整理诸子与诗赋，为保存古代文化典籍作出了巨大贡献。据载，宣帝时全国达到大治，这与朝廷十分重视传统文化建设有密切关系。
（二）是利用“采风”等方式促进社会文明建设。自汉高祖刘邦至汉武帝近百年中，民间出现许多民谣、民歌，其中有歌颂朝廷的，也有讽刺贪官污史等丑恶现象的。汉武帝认为事关治国得失，便派人四出搜集，名为“采风”。又设立了“乐府”的专门机构来处理搜集到的作品。他十分重视带有讽刺性的作品，吩咐交给有关部门，以便惩治贪官污吏，纠正政治失误。
由于朝廷正确对待文化现象，所以汉初涌现一大批文学家，最著名的有辞赋家贾谊、司马相如，散文家司马迁等人。
影响所及，也带动了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如史学，除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还有东汉班固的《汉书》，开辟了中国史学源头。又如文字学与语言学，有西汉杨雄的《方言》，还有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都是开天辟地的名著。又如医学，有西汉无名氏整理编写的《黄帝内经》，又有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等。又如数学，有《九章算术》等。科学发明上，有张衡的《地球仪》、《浑天仪》等。这些人都是儒生，因此有汉一代的“儒”简直是文化的代名词。所以，汉儒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功不可没。
（三）唐儒阶段
东汉之后是魏晋南北朝，这四五百年中，儒学堕落了，演变为玄学。所谓玄学，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专事清谈，褒贬是非，严重脱离实际。如西晋的清谈误国，招致政权失落，只有齐朝无神论者范缜的《神灭论》和梁朝儒者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还保留着儒学传统。至于短暂的隋代，与秦朝差不多，几乎没有儒学文化可言。
进入唐代，儒学才得以复兴，但由于道教势力占了主导地位，儒学受到严重压抑。这期间，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位儒者。一是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韩愈。他提出儒家的“道统论”，认为孔子——子思——孟子——董仲舒等这批人是正统的儒家，其余是不纯的。他第一个站出来推崇孟子，认为孟子的“民本”思想贵不可言，真正继承发扬了孔子思想，因此竭力主张弘扬孔孟之道。同时，他又极力反对佛教，如上书宪宗，劝阻把佛骨迎到长安，结果屡被当权者贬斥。他倡导先秦、两汉古文，排斥科举时文，成为古文运动领袖。他提倡师道，强调拜师学艺的重要性，成为教育界首领。其著作收入《韩昌黎集》。此书深为毛泽东所折服，成了他的案头书，不过毛泽东主要欣赏的是韩文的艺术。
其次是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他提出儒家六经是“取道之原”，认为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纵横家与孔学“同道”，应当一视同仁，兼收并存。其著作收入《柳河东集》。
其次是诗人杜甫。杜甫与李白的思想信仰不一样，是信奉儒家的。所以在他的诗里，忧国、忧民、忧君的感情十分强烈，明显倾向于现实主义。因此，唐之后杜诗被称为“史诗”，杜甫被称为“诗圣”，其实都是儒家的观点。
（四）宋儒阶段。
除了汉代，宋代是儒学最发达的阶段。据多方面记载，宋代不仅儒学发达，其他科学技术文化也是独步千古的。李约瑟说，要不是受到政治因素影响，让宋代文化发展下去，中国科学文化早就居于全球之首了。
宋代儒学又叫理学，其开创者之一是周敦颐，晚年定居于江西庐山濂溪，人称“濂溪先生”，故又称“濂学”。周敦颐当过知南康军等地方长官，精通《易》学，非常推崇孔子。其思想学说是《中庸》一再强调的“诚”，以此为核心，演化出许多影响后代的一系列哲学观点。其代表作之一《通书》中说：“诚极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才日圣人。”（译文：心地精诚，人就会聪明；思想与客观规律相符，就会妙趣横生；能顺应机遇，就会轻松自如。达到这三种境界，才称得上圣人。）除了《通书》，还有《太极图说》、《爱莲说》等多种。周敦颐一向被人称为北宋理学“开山祖师”。
与周敦颐同时的著名儒家代表人物还有邵雍、司马光、张载与王安石。
邵雍，创立了北宋象数“先天之学”。据《易》学中《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原理，参以道教思想，建立起一套宇宙图式和学说体式，就叫做“先天象数学”，或象数先天之学，是一门关于地球环境的哲学，用到许多数学原理。其代表作之一《皇极经世》，充满数学原理，经得起当今二进制数学的检验。
司马光，不纯是学者，曾当过宰相，与王安石分廷抗礼，反对王的变法。他“于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级其妙”，但最长于史学。其代表作《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下终五代周世宗，记载了1362年的史事，“网罗宏富，体大思精”。
张载，生活在宋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矛盾尖锐时期，少喜谈兵，深为范仲淹所赏识，曾劝他专读《中庸》。张载读了《中庸》后，又广涉佛、道及诸子百家之学，注意天文、历算、医学等，再反求于儒学，终于确立了对佛、道的批判立场，建立了理学“气体论”的哲学体系。所谓“气体论”，即认为宇宙的根本在于“气”，“气”来自“太虚”，然后产生“万物”。这种科学认识，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在世界科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张载又从“气体论”出发，提出“民胞吾与 ”（即人民都是同胞的意思）的伦理思想。这一思想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是对先秦儒家孔孟精神的发扬光大。张载晚年定居陕西眉县，属于关中地区，所以他的思想学说被称为“关学”。其著作收入《张子全书》（今版叫《张载集》）。
王安石，字介甫，号关山，江西临川（今名抚州）人，人称临川先生，晚封“荆国公”，故又称王荆公，是北宋著名儒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经学家。王安石一生服膺孟子，认为“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冥，光明所照耀，万物成冬春”，把孟子引为千古知己，把成为孟子式人物作为终生奋斗目标，在《孟子解》十四卷。在哲学上，王安石主张“气”本论。在经学上博通儒家经典，主编了《三经新义》，开创了“宋学”。在文学上，成就卓著，诗文皆出类拔萃，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政治上，主张以孔孟之道整顿社会秩序，儒、法并用，在获得宋神宗支持，当上副宰相之后开始变法，企图振兴宋王朝的经济、军事和文化，但遭到传统势力反对，最终失败。其著作收入《王荆公文集》和《临川先生集》。
比以上五人稍晚一些的有程门二兄弟。老大叫程颢，老二叫程颐，合称“二程”，都是周敦颐弟子。家居河南洛阳，因此其思想学说被称为“洛学”。
程氏两兄弟自始至终追求儒家之道 ，共同创立了“天理”学说。所谓“天理”，指的就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其具体内容主要有：1、“尽仁道 ”。认为“仁”是义、礼、智、信的根本，当权者只有“尽仁道”，才能赢得人民拥护。2、“定性”，即“定心”。认为做到内心安宁与平静，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客观事物，才能不受外来事物干扰，才能不为名利所俘虏。才不会浮躁。3、“理”。认为天下事物都有其“所以然”，事物的“所以然”就是“理”；要驾驭客观事物而不犯错误，就要掌握“理”。4、“性即理”。认为社会的道德原则是人类永恒不变的本性，丧失了本性，就会丧失了“理”。5、“主敬”。认为人只有排除杂念，把注意力集中到内心，使心不放荡，始终保持一种敬畏的心境，才能取得成功。6、“格物致知”。认为碰到具体事物，要善于具体分析研究，不能想当然，只有通过分析研究，获得真知灼见，使自己想法符合客观规律，才能取行主动权。
二程是宋代“程朱理学”的奠基人，其哲学精华至今还被日本、韩国以及许多国家所看重。二程著作收入《二程全书》（今版《二程集》）。
继二程之后最著名的宋代儒家是朱熹。朱熹，字元晦，号晦翁，别称紫阳，人称紫阳先生，出生于福建尤溪，是南宋最著名的儒学家、哲学家、经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闽学”创始人。朱熹虽当过许多官，但平生不喜为官，专好学问。他对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典章、乐律，都有相当深入研究，并取得可观成就。尤其看重二程“理学”，广泛吸取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成为理学的最重要学者。朱熹的思想体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理气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与“气”构成，“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理”与“气”不可分离。但从本源上说，“理”在“气”先。2、心性论。认为本性是前提，感情是表象。3、认识论。认为要认识客观及其规律，一要接触事物，二要研究事物的原理，三要由此及彼，掌握事物的共性。4、功夫论。认为在未认识客观及其规律之前，要保持警觉状态，善于涵养德性，“存天理，去人欲”。朱熹著作极多，最主要有《四书集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札》。
在宋学之中，永嘉学派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永嘉学派指南宋时期由永嘉（今温州）儒学家形成的一个学术流派。其创始人是薛季宣，温州市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先后当过武昌县令、大理寺主簿等官，参加过抗金斗争。薛季宣精通儒家经学与史学，反对理学家空谈“性命义理”，对韩愈提出、理学家尊奉的儒家“道统论”表示怀疑，主张“天理”应与“日用”相结合，强调义与利并举。这最后一个观点，被称为“功利之学”或“事功之学”，成了永嘉学派的思想核心。其著作收入《浪语集》。
永嘉学派的第二个重要人物是陈傅良，是瑞安人，薛季宣的大弟子。陈傅良中过进士，当过直学院士、宝谟阁待制等官，为官清正，关怀人民疾苦。精通儒家经典，熟悉百家学说，把建设社会文明作为自己一生职责，广泛了解现实问题，掌握历史上成败事实，认为只有这样才有资格谈得上除弊兴利，有助于治国。陈傅良十分注重发挥孔子、孟子重“人道”、“人事”的传统思想，从事功出发，他强调必须收复中原失地，对百姓要“结民心”、“宽民力”，反对扰民。著作主要有《止斋文集》、《春秋后传》等。
比陈傅良稍迟的永嘉学派代表人物有叶适，晚年定居于温州市郊水心村，人称水心先生。叶适28岁时中进士第二名（俗谓榜眼），先后当过吏部侍郎（相当组织部、人事部副部长）等官。他先后师从薛季宣、陈傅良，继承并发挥了他们的思想学说。其学术思想重事功，认为“义”不可以离开“利”，反对传统“重本轻末”（即重农轻商）的思想，主张应当“通商惠工”、“扶持商贾”，发展商品经济，并认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是合理的，富人应当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还认为存在就是道理，灭亡了的就说明它没有道理，因此中国的道理都在史书中。其著作收入《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纪言序目》。
（五）明儒阶段
南宋政权灭亡之后近百年，中国先后被辽、金、蒙古人所统治，儒家文化几乎丧失殆尽。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既维护了汉民族利益，更振兴了华夏传统文化，据载，朱元璋原先与刘邦差不多鄙视儒学，后来招聘了刘基、宋濂等一批儒学者，借助他们的学识与智谋打下了江山，才认识到儒学的魅力，不仅信奉佛学，也信奉儒学。
有明一代最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是王阳明。王阳明（1472-1528），名守仁，浙江余姚人。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创立了“心学”，又称为“王学”，在嘉靖以后广泛传播，几乎取代了官方的程朱理学，还传到日本、朝鲜等地，在东南亚至今还有很大影响力。
所谓“心学”，就是怎样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方法论，主要观点一是“知行合一”，二是“致良知”。据载，王阳明年轻时一直钻研程朱理学，而中了进士，进了官场之后，发现现实并非全如程朱理学所讲的那样。尤其是为了挽救一位名叫戴铣的受难忠臣，得罪了宦官头子刘瑾，被廷杖下狱，发配到贵州龙场，经历了苦难磨炼，他才觉悟到真理在我心中，黑暗的现实无理可言。这就是有名的“龙场悟道”。从此，思想发生急剧转变，提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观点。
“知行合一”，就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在掌握了真理之后，凡事要扪心自问，不为邪恶事物所迷惑，更不要人云亦云，屈从于颠倒是非黑白的现实。
“致良知”。所谓“良知”即天理，亦即客观规律。“致”是掌握的意思。他认为要做到“致良知”，就必须扫除私欲，尤其是物欲，应淡泊人生，否则就会自设逆障，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不清客观规律。
王阳明的哲学侧重于主观精神的作用，但也提倡“事上磨炼”、“笃实之功”。他的注重事功、积极进取精神和敢于创新的风格，启发了明后期以及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其著作收入《王阳明全集》。
除了王阳明，明儒比较著名的还有李贽。李贽，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人。李贽思想相当特殊，具有反叛特色。他说自己从小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神仙菩萨，认为世无定时，我无定术，千古常新，天下没有不变的事物，强调做学问要适合时代需要，要讲究实用，反对重男轻女，反对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认为人不能无私欲。这些思想正迎合了市民愿望，但被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其著作有《藏书》等多种。
（六）清儒阶段
满族统治者吸取辽、金、蒙古统治者的失败教训，相当重视利用儒学文化以笼络汉族，因此有清一代儒学也相当发达。
清初有三大儒：黄宗羲、孙奇逢、李颙。以黄宗羲为最著名。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梨州，学者称其为梨州先生或南雷先生，浙江余姚人，是明末清初儒学家、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其思想学说反对理学“理在气先”的观点，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于是大胆揭露封建君主私天下的罪状，肯定“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提倡工商皆本。其著作有《明儒学案》等多种。
此外，比较著名的还有顾炎武、王夫之、方苞、戴震、章学诚、龚自珍、曾国藩、张之洞、俞樾、章太炎、孙诒让等一大批儒学者。
简单介绍一下孙诒让。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zhou）庼（qing），瑞安人，晚清儒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孙诒让十九岁中举后，任过刑部主事（相当于最高法院庭长），不久便称病回家著书立说，晚年创办了温州师范等学校，担任浙江教学会会长等职。
孙诒让对经学、语言学、诸子学、史学、甲骨文学、校勘学、目录学等方面都有精研，并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其最著名的著作一是《周礼正义》，章太炎称之为“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二是《墨子间诂》，俞樾称之为“自《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三是《札迻yi）》，是对经、史、子、集各种典籍的校记和批语，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四是《契文举例》，是考释甲骨文最早的著作，郭沫若称之为“绝等双”。
附带说说当今海外儒学情况。自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把孔孟之道作为国教，真正做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指 儒学，“西学”指西方自然科学）。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或地区在近几百年间，也把儒学作为学校必修课，作为道德标准，把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而且各地设有孔教学院之类成人学校，作为社会教育中心。欧、美不仅华人集中的地区设有儒教场所，而且非华人学校也把儒学经义作为伦理课的主要内容。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把孔教与天主教、佛教列为世界三大教。
作者单位：温州市地方税务局
寻 根 溯 源
孔繁 培
我是否孔子后代？带着寻根溯源的心态，看了一些有关孔氏家族方面的书，特别是本家的《孔氏宗谱》，对照《孔子大辞典》、孔德懋写的《孔府内宅轶事》和《孔子传》等书，感受很深，现作记录整理。
一、孔氏远祖
孔氏家族的远祖，是轩辕黄帝之子玄嚣(又名小昊)小昊的后世。传至殷纣王时，纣的兄长微子启封于微(今山东梁山西北)，微子见商代将亡，数谏纣王，未被采纳而出走。周灭商后，微子投奔西周，周成王灭纣子武庚后，周封商丘给微子启，国号宋。微子启卒、启弟微仲衍继位。微仲衍是孔子第14代祖先。后传至第41代嫡长孙孔父嘉，做过周代宋国大司马。宋太宰华父督见孔父嘉妻“美而艳”而杀孔父取其妻，孔氏因此而衰落，“五世亲尽，别为公族，以孔为氏”。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被降为士逃至鲁国，孔姓从此开始。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生伯夏，夏生叔梁纥，纥生孔子。孔父嘉至孔子相隔七世，孔父嘉是孔子的第六世祖。从始祖玄嚣至孔子父辈叔梁纥，已经历48代。
二、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父叔梁纥，是位大力士，壮年从军。随孟孙蔑攻打逼阳时，举双手托住千斤城门闸板而闻名，后任大夫。其母颜征在。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夏历8月27日，卒于公元前479年夏历2月12日，享年73岁。孔子自述“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创“六经”“六艺”，从事教育，广收学生，“有教无类”。据记载，当时“孔子收徒三千，精通六艺者有七十”。其中孟轲、颜回、曾参、孔伋(孔子之孙)为最。孔子一生创办了教育和创立了教育理论，提倡“仁”、“礼”、“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为儒学奠定了基础。当时孔子在鲁国就以“国老”相称，受到十分敬重。孔子的重要著作是《春秋》和《周易》，其言论被弟子辑为《论语》，对后世影响极大。孔子是中华文化的奠基人。
三、孔氏家族
孔子思想在春秋战国及以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治家治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为历代所推崇。孔子死后的第二年，孔子住的阙里，被后人盖起了三间祠堂，塑了像，以后成为孔庙。孔子的坟墓被后人垒高了，以后逐渐成为孔林，以后还在阙里造了孔府。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年)，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之后，孔子及其儒学的地位越来越高，孔子被尊为“圣人”。至清代，被尊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孔学(儒学)也被尊为神学。
孔子妻，丌官氏，生孔鲤，孔子之后七世单传，第八代开始繁衍。他们是孔鲤、孔伋、孔白、孔求、孔箕、孔穿、孔谦。第九世长孙孔甲，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将孔子等人的“儒家典籍”藏于祖堂的壁中，为保存儒学作出了贡献。孔子后裔，自第五十四世长孙孔思晦起就统一字辈。“思”下为“克”。明太祖朱元璋颁赐二十字，清乾隆帝又赐十字，北洋政府批颁二十字。辈字顺序依次是：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肇、懿、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现在，孔氏家族，已经繁衍到“维”、“垂”辈。从孔子始，已经78、79代。此字辈，不光孔氏家族要按此行辈。而孔子的三个最要好的学生，孟子、颜回、曾参的后裔也要按字行辈，因为他们的后裔也都称为“亚圣裔”。
孔氏家族，从黄帝之子玄嚣开始计算，至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了。从微仲衍开始已有3100多年了。从孔父嘉开始已有2700多年。从孔子开始，已有2551年历史了。几千年来，孔子子孙已在全国各地繁衍、生息。同时，也分布到海内外。
由于历史悠久，孔子后裔支派繁多。“中兴祖”之前，孔氏家族，分“内孔”和“外孔”，“内孔”指曲阜阙里孔，外孔指唐朝孔府内的佣人赐孔姓的人。当时有个叫孔末的，孔末的后代叫外孔。中兴祖之后，内孔由十支派改为六十支户。衍圣公府是六十户的大宗户，其余各户为小宗户。
据记载，在内孔中，很早从山东曲阜迁到河北的是孔子三十一代嫡长孙(孔长孙)之侄孔颖达，称河西派， 这是一大派，现子孙繁衍很多，有西安、凉州、南柯等支派。在唐朝，当时有一支派是从孔子42代孙孔桧，“五季乱，离吴越，避居江南”。至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公元924年)迁于温州，择居横阳(今平阳)白石街。
在南宋期间，宋高宗在金兀术的追赶下，仓惶南逃临安(今杭州)时，令曲阜孔府的48代衍圣公孔端友一起南下。孔端友在从父孔传的支持下，率大部分宗亲成员南迁，孔南迁的路线是先到扬州，再到杭州，最后到衢州。孔端友离开杭州时，孔端友的堂兄弟孔端思退避钱塘农村，孔端弼隐居永康大盘山中，孔子第48代长孙孔彦退居温州。这一支派，在江南各地已有800多年历史，孔氏人口已广布海内外。据谱牒记载，除留衢州之外，主要支派有徽州支、浙江永康支、钱塘支、杭州、肖山、湖州、海宁、长兴支，湖北鄂州支、江苏句容支、镇江支、吴江唐桥支，江西兴国支和云南大理支。
四、孔氏族谱
孔氏家族的族谱，在我国历史上最久，也是最完整的族谱。自宋朝元丰年间建谱以来，一千多年谱系不乱。孔氏谱系为什么如此完整？主要是孔子、孔子的思想受到后人的尊重、推崇，孔子的事迹和年考受到历代人的重视。最早的孔子传记是司马迁的《孔子世家》，第一次按照孔子年岁顺序予以编排叙述，第一次推崇孔子为“圣人”。以后历代的史学家，均对孔子世家进行考证、补订，为孔氏家族续谱提供了真实、可靠、完整、不乱的史实。同时，按照孔家的惯例，族谱是每60年(逢甲子)一大修、每30年(逢甲午)一小修。到清代，大修二次，一次是乾隆甲子年(1744)，一次是78代衍圣公孔德成亲自主持大修。时间从1930年开始到1937年完成，历经7年。全国各地族人均派代表参加。修谱仪式十分隆重。这次大修谱，各地有些孔氏族人，因年久地远，或生活变迁，过去没有续谱，这次也续了谱。这次是孔氏家族最后一部家谱。由孔德成写序。可惜因为经费拮据，印的本数少，没有发到全国各省县孔氏族人。
这次修谱经费，第一次开始用捐募方式，据说孔祥熙就捐了二千银元。
五、中兴祖和张姥姥
在孔子家族史上，曾出现一位“中兴祖”，是孔子第43代嫡长孙孔仁玉。称他为中兴祖，他在孔氏家族中起到了“中兴”作用，是他挫败了“孔末乱孔”的阴谋，夺回了孔末把持的孔府爵位，中兴了孔府和孔子后裔。
据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中记载：在孔仁玉九岁时，孔府里发生一场“孔末乱孔”的事件，大约在公元900年代初，“五胡乱华”时，兵荒马乱，孔府也已断了皇帝的恩赏。孔仁玉的父亲42代嫡长孙孔光嗣也失去了爵位。
孔末，原不姓孔，姓刘，在孔府是个洒扫户，在唐朝进孔府当差的可以赐孔姓(但到明朝，孔姓人不许当差为奴，当差为奴的不能姓孔，要改姓)。孔末，为篡夺大权，在一天夜里将孔光嗣杀掉，并且要斩草除根杀死孔仁玉。凑巧，那天孔仁玉去他乳娘张妈妈家没有回来，孔末连夜追到张羊村张妈妈家。正巧，张妈妈有个儿子和孔仁玉的年龄相仿，而且这两个孩子都是秃子，张妈妈为了保护孔仁玉，就将孔仁玉的衣服给自己的儿子穿上，冒充孔仁玉，结果，张妈妈的儿子被孔末所杀。
孔末回到孔府，夺去大印、令箭，自荐袭爵，取代孔仁玉，以孔子后世自居。这样过了十年。在这十年里，孔仁玉改名换姓，和张妈妈以母子相称，发愤读书。到了19岁那年，上京赶考，被朝廷授以大学士，同时向皇上明宗(后唐)递上奏折，禀明孔末乱孔的真相，明宗派要员来曲阜查实，将孔末治罪杀死。恩准孔仁玉回到孔府袭爵，断了十年宗脉的孔子世家得以中兴，被孔子后世尊称为“中兴祖”，后来，孔府里还为他盖了祠堂，叫“报本堂”。
孔仁玉为了报答张妈妈舍子救命和养育之恩，奏请皇上恩准孔府认张家为世代恩亲。张家的世代都算是孔府世代的恩人。张家的后人不管哪一代到孔府，都必须以贵宾相待，如有不周，就是触犯家规祖训。从此孔府上下和孔氏全族都通称张妈妈为“张姥姥”。这“张姥姥”就成了张家妈妈的官称，孔仁玉还赐给张妈妈一柄楷木制的龙头拐杖，就象佘太君的龙头拐杖一样，可以用来管教孔府的衍圣公一品夫人。同时规定，这“张姥姥”的官称和龙头拐杖可以世代相称。
六、孔宪培和“于夫人”
孔宪培，字养元，号独斋。据说，这个名字也是乾隆皇帝赐给的。孔宪培于乾隆37年12月和乾隆女儿“于夫人”结婚，皇帝女儿嫁给了孔府衍圣公，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乾隆这个女儿，是孝圣贤皇后所生。乾隆对她十分钟爱。这位公主脸上有块黑痣，据相术说这黑痣是主灾，破灾的唯一办法是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这就只有孔府了。因为只有孔府衍圣公才可以在皇宫的御道上和皇帝并行。皇帝到孔府也要向衍圣公的祖先——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因此，来孔府九次。第一次来孔府时，就说定将该女儿嫁给孔府，但当时满汉不能通婚，为了避开这个族规，乾隆便将女儿寄养在中堂大人于敏中的家中，然后以“于家闺秀”的名义嫁给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孔府的后人称她为“于夫人”。
于夫人嫁给孔宪培后，第73代衍圣公孔庆镕是孔宪培的子侄(孔宪增之子)，于夫人嫁给孔府，孔府中第一次住进外姓人——于官人。后来发生了十二府的孔继汾、孔继涑兄弟遭迫害的严重事件。
七、孔端友和“南宗孔”
孔端友，是孔府第48代衍圣公，宋建炎三年(公元1128年)春，金兵大举南侵，宋高宗在金兀术的追赶下仓惶南逃临安(今杭州)。高宗南逃时，令曲阜孔府衍圣公孔端友一起南下。孔端友奉旨后，即与从父孔传(孔端友的父亲47代衍圣公孔若蒙被废)率孔氏族人南迁，并随身携带孔府镇庙之宝——相传为孔子得意弟子子贡手摹的孔子及丌官司夫人的楷木雕像。孔端友过长江后，溯浙水而至衢州安家待命。次年宋高宗即颁旨，令将衢州府的学校作孔庙庙产。赐其按曲阜旧制重建孔庙。与此同时，曲阜被金兵占领了，金太宗在曲阜任命孔端友的胞弟孔端操为衍圣公。这样，衢州和曲阜一南一北，同时有了两位衍圣公，后来称“南孔”和“北孔”。大约过了100年左右，约在公元1233年逐渐强大起来的元人(蒙古)成吉思汗攻占了中原大部分地方，在蒙古也修了孔庙，封51世孙孔元用为衍圣公，开成“一国三公”的局面。当时有人亦称“三孔”，即“南宗孔”、“北宗孔”和“元宗孔”。此“一国三孔”的局面在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才告结束。
八、孔洙让爵和“三孔归宗”
孔洙，孔子第53世衍圣公(孔端友的第6世长孙)，字思鲁。
公元1271年，蒙古先后灭了金和宋，忽必烈统一天下，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史称元朝。至元19年(公元1282年)，元世祖忽必烈令群臣议立一位正宗的“衍圣公”，以终止“一国三公”的局面。然而三位衍圣公各有来历，罢谁封谁，争论大作：“元宗派”认为，孔元用是元朝先帝册封的衍圣公，是元朝自己的衍圣公，理应保留。“北宗派”认为，曲阜是孔氏祖籍，衍圣公的爵位应该人地一致，由北孔人世袭为宜。“南宗派”认为，南宗孔自孔端友南下，已历经6代，南宗是孔氏长房嫡传。按孔子先师君臣有别、长幼有序的忠孝思想，只有南宗传人才有资格世袭衍圣公爵位。元世祖忽必烈采纳了“南宗派”的意见，故在诏书中令南宗孔子第53代长孙孔洙在受封后从衢州北迁曲阜，回归祖籍。
孔洙接诏后，即进京见驾，向元世祖当面陈述自己两难心境。他说：衢州已有5代坟墓，且孔氏家庙也已如曲阜有相当的规模。若遵皇上诏令北迁，则实不忍离弃先祖的坟墓；若不离弃先祖庙墓，又将有违皇上圣意。元世祖闻听此言，也一筹莫展。后来，孔洙表示，愿将自己的衍圣公世袭爵位让给他在曲阜族弟孔治世袭。元世祖大喜，称赞孔洙“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之后也”。这样，由衢州孔洙的礼让，曲阜孔治获得“衍圣公”世袭爵位，“一国三公”的局面从此结束。“三孔”归宗，功归孔洙。孔洙，真圣人之后，是孔子后人的学习榜样。
九、孔祥楷、孔祥林和孔德成
孔祥楷，南宗衢州孔氏传人 ，“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孔子第74代长孙孔繁豪之长子，现为衢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市委统战部长，市政协主席。
孔祥林，北孔曲阜75代世孙，曲阜市文物管理局局长。
孔德成，国民政府时被封曲阜孔氏传 人，“大成至圣先师北宗奉祀官”，孔子第77代世孙，1948年冬被蒋介石带到台北。
以上三人，代表着现在“三孔”局面的孔氏族人。
据孔祥楷先生透露，前不久，台北孔德成曾拜访过他。孔德成先生虽然比他年长20来岁，但在拜访过程中始终自执晚辈之礼。前年之初，曲阜孔祥林先生，带着北孔人的绵绵情意，南下衢州谒拜南宗孔氏家庙，孔祥楷先生代表南宗家人热情欢迎北宗兄弟的到来。在康熙皇帝御书的“万世师表”巨匾下，在孔子、伯鱼、子思的塑像前，孔祥楷、孔祥林和孔祥柯三位孔子第75世孙并肩朝拜先祖、合影留念。北宗孔祥林并欣然命笔，写下了“南北一脉”四个大字。孔祥楷先生说：“北孔和南孔是一列火车上的两只车皮，谁排在前面无所谓，关键是在研究时，要把它们排在孔子学说的火车头上。”
中华民族的历史5000多年，孔氏家族与之同在。孔氏家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孔子文化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研究、继承和发扬孔子文化和思想，是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和思想的组成部分。孔子文化和思想对全中华民族及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因而，作为孔氏子弟，更应该了解、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孔子文化和思想，要学习孔子先师及其学生和孔氏家族中优秀后裔的学习精神，在孔子学说的火车头带领下，为繁荣中华民族“东方文化”而努力。
(作者单位：平阳市外贸局)
从孔子伦理观中吸取精华
切实提高党员自身修养
郑小庆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影响中国道德文化最为深刻。孔子就是这一传统道德的创造者。但是，孔子伦理观如同他创立的儒学一样，精华与糟粕同存。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孔子的伦理观，汲取孔子伦理观的精华，加强自身党性修养，体现党员的先进性，实践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即：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本文试图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孔子伦理观的精华概述
孔子伦理观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仁”。“仁”是做人和从政的根本，其内涵十分丰富。在孔子看来，“仁”是众多道德规范的综合，含“恭、宽、信、敏、惠”等等。“仁”的核心是“爱人”。“仁者，人也”（《中庸》）。“仁”既是孔子所理想的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又是孔子心目中君子的道德修养的标准。他强调“爱人”是一种美德，君子应当为他人、为崇高理想的实现而自强不息。综观孔子的伦理观，笔者认为，其精华主要有：
1、勤学善思的好学精神。孔子以《诗》、《书》、《礼》、《乐》为教学内容；经常教导学生：要做到“文、行、忠、信”；要摒弃“任性、专断、自负”；要谨慎“齐、战、疾”。他十分注重学生的学习，因材施教，教育学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他更是身体力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2、忧患意识和乐道精神。忧患意识是一种面临危难、困境而不屈服、不畏难，敢负责任的意识。孔子讲：“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了追求“道”，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他一生发愤忘食求道而忧道之不可得，一旦得道，乐而忘忧。孔子的这种积极入世的品格和对理想孜孜追求的精神，使忧世悯民精神得以提升，乐道精神得以发扬。
3、民本思想。孔子“仁”学的核心是“爱人”。他所说的人是具有人格的人，他博爱大众，亲近有道德的人。“泛爱众，而亲仁”。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强调为政者要“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揭露“苛政猛于虎”。
4、见利思义，义重于利的价值观。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人生应该崇义尚道，把道义看作高于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孔子主张的“义”就是伦理道德规范，即仁、礼、孝悌、忠恕等等，“利”就是功利。在对待功利上，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看待和求取富贵的具体原则是见利思义，须合于“义”与“仁道”。
5、笃行精神。孔子奉行“我之不德，民将弃我”的修身准则，“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孔子·大学》）。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强调严于律己，“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主张知行统一，崇尚笃行精神，倡导率先垂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二、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基本内容
最近，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他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前瞻未来，回答了在充满挑战和机遇，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是对我们党近80年历史的新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新发展，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提出的新要求。因此，新时期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方向，就是去努力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实践“三个代表”。
具体分析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主要有：
1、科学理论修养。就是要扎扎实实学习并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尤其是邓小平理论。只有掌握了邓小平理论才能更好地把握时代的脉搏，解决新课题，迎接新挑战，把握新机遇，才能真正做到“三个代表”。同时还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如社会科学理论、人文科学理论、自然科学理论，提高自己科学理论修养。
2、思想修养。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法、基本纲领，倡导“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端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每位党员干部都要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官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留点什么？”要立党为公。
3、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是党员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严格要求自己，责己甚于责人，要廉政厚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这既是《党章》要求，也是对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要求。
4、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关心人民，尊重民意，这也是一条道德规范。党员干部作为人民的一员，必须关心人民疾苦，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勤政为民，为民办事，做人民的“公仆”。
三、从孔子伦理观中吸取精华，提高党员的自身修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忠实代表，它要求每个成员都必须具备党性修养。但是，面对“四个多样”的复杂情况，有些党员不注重党性修养的锻炼，结果经不起市场经济大风大浪的冲击，有的成了在拜金主义，有的丧失了党的原则，丧失做人的人格，成为人民的罪人。党员如何为党旗添彩，其途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一条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尤其是从孔子的伦理观中吸取精华。当然，孔子伦理观的精华，与党员的党性修养虽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两者之间固然有相异、相反、相斥之处，然而也确有相容、相接之点。从孔子伦理观中吸取精华，有利于提高党员自身的党性修养。
1、弘扬勤学善思的好学精神，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
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开中国私人办学之先河，一生勤学善思，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的这种好学进取的精神，深深影响一代代贤人志士，就是共产党人也不例外。讲学习，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党的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十分注重学习，并身体力行。领袖尚且如此注重学习，作为一位普通的党员，就应该时刻不忘学习，特别对科学理论的学习。通过学习、实践、思考，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党员。讲学习是党员加强自身党性修养的一个首要问题。
2、弘扬“忧患”精神，有利于增强党员的责任意识，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面对民族、国家出现的各种矛盾，孔子忧世悯民，提出了“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要求。他以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为己任，“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周游列国，为宣传自己的主张而历经艰辛，对自己的理想孜孜追求。孔子的这种忧患精神和对理想信念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一直都在激励中华民族的历代儿女去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开拓未来。这已成为一种民族精神。
在我们党面临世界大转折、中国大发展的今天，要完成“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实现现代化，任务十分艰巨，需要迎接来自国内、国外的双重压力，解决前进过程中遇到各种新问题、新困难。作为每一位共产党人，都有一份责任，都要“在其位，谋其政”，都要为党分忧，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实现、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而自强不息，奋斗不止。这就要求每一个党员要以民族的昌盛为己任，坚定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纲领，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我们正在做的事做好。
3、弘扬民本思想，有利于增强群众观点。
孔子的民本思想的核心是“德治”、“教化”、反对“苛政”，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主张对民要宽，实行“保民”、“惠民”、“富民”政策，孔子的民本思想不仅被历代儒家所发扬，如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同时也被党的领袖所光大。毛泽东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邓小平则要求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中，其中之一就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对待群众是一个根本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是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道德的灵魂。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成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弘扬民本思想，有利于党员干部增强群众观点，在工作中做到方便群众，多办一些暖民心、得民心的实事，以爱民之心律己，以律己之心为民，切实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4、弘扬笃行精神，有利于提高党员的政治修养。
孔子认为，为政者要以身作则，推己及人。“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省身修己，崇尚廉政厚德，倡导率先垂范，主张言行统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这些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修养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多次引用“吾日三省吾身”，“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等观点来论述党员的世界观改造。毛泽东则借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古语，要求同志之间开展批评，要求党员提高政治修养。因而，严于解剖自己已成为共产党人增强党性修养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我国的改革已经处在攻坚阶段，作为党员干部必须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严格要求自己，为民请命，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要经常反思自己的言行，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干事，做群众的表率。
5、弘扬见利思义的价值观，有利增强党员的思想修养。
如何对待义和利，这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见利要思义。孔子的这种义利观。虽然离“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社会主义道德尚有距离，但已成为一种昂扬的民族精神，同样也值得党员干部崇尚。作为一名党员要有正确的义利观。有的干部、党员之所以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这与其“义利观”不正确有着直接的关系。党员要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这不仅是《党章》的要求，而且是人民群众的要求。党员的先进性，要体现在奉献上。共产党员的“义”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民族的振兴、为组织纯洁而奉献自己。共产党员的“利”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弘扬孔子的“见利思义”、“义重于利”的价值观，是党员升华自身的思想修养的需要。（作者单位：中共温岭市委宣传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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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 展望21世纪
儒学与医学的道德价值
赵贵铭
展望21世纪的发展，我们应该先回顾过去，总结现在。如果说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它以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然而世纪之交，千年更迭，人类感悟到的绝不仅仅是科学与技术的飞跃。新的时代，同样需要人类新的精神，面对医学的发展，我们丝毫也不应低估道德价值的地位。所以，迎接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认真回顾总结一下，与在千年巨变中，儒学是怎样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关于医学的目的和价值的认识。
一、医学体系建立的转变
从历史发展看，公元11至12世纪，在西方以神学院、法学阮和医学院组成的大学成为一种标准建制。在中国宋代（公元1103年）医学教育纳入国子监，与太学、武学、律学并立。12世纪欧洲医院出现了以僧侣为主的慈善服务向医疗机构的转变，医生成为医院的主角。我国在宋代也出现了医疗慈善机构，如公元1090年苏东坡在杭州创办“安乐”病坊。医学教育的体制和医院的建立对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在西方《西波克拉底誓词》首次正式成为医学生的毕业誓词。在中国，由于一大批儒生转向医学，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带进医学，形成了“儒医”传统，并使儒家伦理成为中国医学道德的基石。18世纪至20世纪初是医学建制化的第二次高潮，医学体制的重构，进一步强化了医学的道德价值，明确了医学的目的，在于保障每个公民健康的基本需求。医学体系的重建也促进了医学职业道德的建设。西方第一个关于医院人员行为准则的奠基著作——帕茨瓦尔的《医学伦理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这本书只提倡了医院人员的医学职业道德，而放弃了医护人员自身的道德规范，这也是中西方对道德认识的差异。
二、医学科学发展的转变
从15世纪开始的医学革命，促进了医学各学科的迅速分化和发展，同时深刻地影响着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方向。20世纪以后，现代医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也更深地影响了医学领域的伦理学的发展方向，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的伦理学问题日益突出。在另一方面，医学科学的越来越细的分科，使许多医生进入狭窄的专业范围，专业化导致了非人格化倾向；医学科学关注疾病的生物学方面，而忽视人的社会行为、环境和个人方面；只注意特殊器官和疾病，而忽视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医学的这种非人格化趋势也正在受到人们的质疑。此外，医学高技术带来的卫生资源分配的道德问题也日益突出。医学技术带来的伦理难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由此可见，科学在某一方面可以填补道德的不足，但是科学根本不能代替道德。企图以科学代替道德的“惟科学”是不科学的。所以，儒家的“内省”，从内到外思想在医学伦理道德上也是行之有效的。
三、医学社会化发展的转变
19世纪，工业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道德堕落进行了批判，并基于人性论和功利主义提出改良社会的道德原则，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健康的权利。这些思潮不仅对医学伦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直接导致一系列保障公民基本健康和医疗保险的政策、法律和法规出台。在19世纪后期出现的医学社会化的转变极大地提高了医学的社会责任感。弗兰克关于医生的社会责任观，超出了希波克拉底强调医生个人美德的思想。埃哈德强烈反对把医学看成为商业活动。医学的社会化转变还强化了政府的医学责任和医生对国家的道德义务。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发展，流行病、职业病等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暴露出来。医学界有识之士从理论上阐述公民健康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医生的责任不仅是帮助病人，也应监视和管理公众的健康，同时也强调了政府在保护和增进公民的健康上负有道德责任。
20世纪60年代以后，医学和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医学伦理扩大到生物医学的社会投资，生物医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长远影响等方面。另一方面，文化和社会运动也唤起了人们对医学伦理学的注意。医学的新发现和新记录引起了涉及人类利益的问题；都市化人口增长导致卫生保健供给的困难；生活标准的提高和教育普及增加了人们对医疗保健的新需求。随着消费者权利要求的增加，病人权利运动开始影响到卫生保健方面。妇女运动使生育控制和流产问题引起公众广泛关注。这些社会、文化运动，加上生物和医学科学发展带来的问题，导致了60年代生命伦理学运动的兴起。70年代以后，医疗保健中的伦理学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生命伦理学在世界各国得到迅速发展。
21世纪，人类的生存环境，甚至人类自身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医学的发展将会面临更多、更复杂的伦理问题。可以预见，21世纪将是医学飞速发展的时期。而目前，我们正面临着卫生体制的改革，且任务十分艰巨。据了解今年一个指导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文件将出台，需要我们振奋精神，推动改革。面对医学发展，我们缺乏的不仅是科学知识，更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一点已经引起医学界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但是，回顾医学发展历史，我认为，仍将受到几个方面的影响：
1、受生产力发展、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没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医学发展就缺乏物质条件；没有自然科学的进步，医学也难以进步。
2、继承性。医学要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展，由于医学研究的客体是物质世界中最复杂的人体，人们对人体本身的真正了解还需要较长的过程，所以传统的中医学的一些经验仍要继承、借鉴。
3、医学同样受到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受上层建筑的影响。比如哲学，在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就对医学产生过极大影响。今后，哲学、其它社会科学都将继续对医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孔子倡导“仁”，作为做人的最高道德准则，是儒学宗法伦理价值系统的核心。儒家视“仁”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以“仁”为调整人间秩序的必要原则。“仁”虽然在当时有具体特殊的内容规定，但在日后的社会发展中，“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理念，通过各种渠道，已作为一种浑然之德渗透社会机体，存于民心之中。“仁以济世”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价值导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担当，成为士、农、工、商等多种行业的精神旗帜，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作为医者，他们无不以“匡世济时”为己任，体现其职业道德和他们的人生价值。
古人称“医乃仁术”。《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从字形上看，仁字是二个人，不是一个人，它意味着遇事不光要考虑自己，还要想到别人。医生要想到病人，病人也要想到医生。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需要“仁”，这也是东方文化的核心。国际上一些学者在研究21世纪人际关系时，提出应倡导中国孔夫子的这种思想。经济、社会的发展使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更加突出。我国现行的卫生体制改革，反映在医疗市场中的义利观也更加明显，医疗腐败现象时而出现，而这些光依靠法律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调整，只有进一步弘扬儒学“仁以济世”精神理念，提倡“医乃仁术”思想，才能在跨世纪的改革浪潮中，体现出医学这块充满“仁爱”圣地的道德价值。
作者单位：温岭市东海支气管病研究所
《论语》、《易经》——反对奴隶主
专制主义的宣言书
朱方褒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孔子，说孔子是“奴隶主的代言人”、“封建礼教的卫道士”。真的是这样吗？相反，孔子的一生，完全是站在奴隶一边，与奴隶主作斗争的一生。他周游列国，从没有和奴隶主作过妥协。他的著作和修编的书，特别是《论语》、《易经》，就是反抗奴隶主独裁专制主义的宣言书。
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大约2500年，是中国文明的史前期。那时天人合一，人兽合体，百兽率舞，人还没有完全独立出来。孔子诞生前后，中国人开始了自己的文明历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春秋战国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好的各种学说：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公孙龙、荀子、孟子、韩非等，可说是群星灿烂。到后来，这各种意识形态产生的历史影响有所不同，但与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关系不大，因为即使某些好思想起的历史影响是坏的，那也是因为不肖子孙自己的恶劣，把好的思想篡攻成了恶劣的。现代有些人把当代的文化落后归罪于孔孟等人的学说，认为非扫除净尽不可，而不归罪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遗毒，这就更没有头脑了。
孔学的遭遇，在封建时代特别悲惨。秦始皇开始，春秋战国的文化被砸烂、书被焚、儒被坑，用以愚民，中国历史进入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国人的头脑，从这开始，除了被砍，别无用处。历史悲剧不断上演。所有帝王都是“执敲扑以鞭宇内。”（贾谊《过秦伦》）孔子学说，更被封建阶级所阉割、篡改、歪曲利用，使之成为他们统治人民的理论基础、武器，创建了整套的封建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完全是反孔子之道而行之。汉承秦制只要霸道，不要王道，霸道成为最高境界。儒学精华被一些雇用思想家篡改成僵化的有毒素的正统思想，把霸道称颂为王道。一些将相只有弯曲的膝盖，没有头脑。司马迁有儒家的正统思想，会动点脑子，却被汉武帝阉割了。但孔子遗风在汉代尚未完全消失，朝廷听从儒生意见，实行“乡举里选”、“论人才优劣”、“以才品人”等等，到魏晋时，官僚贵族权势阶层连这点也废除了，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即世袭制，官僚特权正式法律化、制度化。此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孔子学说已被阉割得半身不遂。此后，到了元代社会阶层的排列是“一官二吏……九儒十丐”。清朝所谓“太平盛世”，只知大兴文字狱，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等待埋葬的“太平间”。清朝灭亡，“五四”时代来了，出现了一些较有头脑的人物——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打倒封建专制主义者开设的“孔家店”，打倒封建专制主义者贩卖的旧礼教，这狠狠打击了早已成为僵尸的封建传统文化。但是，没有来得及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精华，并消化此时涌入的西方的博爱、平等、自由、科学、民主、人权等等思想，而统治者又开始清洗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西方思想，并继续长期把孔子学说思想视同洪水猛兽。鲁迅说：“老调子还没有唱完”，就是指封建专制文化还统治着人们的头脑。中国直至近现代的许多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的一些弊端，追溯根源的话，都在于封建主义传统文化，而不能归罪于孔子学说。在党中央提出改革开放的今天，封建传统文化仍是改革开放最顽强的阻力之一。有些学人，至今还恨不得再来一次批孔运动，而不想去批制封建传统文化。
孔子学说，特别是《论语》、《易经》的内容是与奴隶专制主义形同水火、势不两立的。孔子学说产生于奴隶时代，但是以后，因为封建社会的骨子仍是奴隶专制主义，所以封建专制主义者当然要反对它，一个朝代继一个朝代不断地阉割它，篡改它，下许多改制工夫，使之失全貌，离真实，面目全非，成为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为其所用。
那么，孔子提出了什么原则，被他们如此憎恨呢？
孔子的伦理道德观、政治观、经济观、文化观，都是对他们不利的。孔子的所有学说、精神可以用“民本主义”四个字来概括。
春秋时代之前，即有“民为邦本”思想。那是针对奴隶主专制统治而发出的呼声。那时民陷于苦境，不能生活下去。如鲁国的“初税亩”，即是“加赋”（《左传哀公十五年》），齐国的“履贱踊贵”，即由于奴隶主对奴隶的刖足之刑频繁、残酷而产生。《老子·75章》言“民之饥”由于“其上食税之多”。所以《老子·74章》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孔子学说，就是这个客观现实的反映。
现代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学说中缺乏民主思想，因而与现代化不相适应。其实，民主思想恰好是孔子学说中突出的、主要的精华部分，继承了《尚书·多方》的说法：“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这与历代封建专制制度完全相对立的，因而完全可以为现代社会所接受。他所提出的民主原则，恰好是当代各国人民所奋力追求和实行的原则。孔子提出了一个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核心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奴隶主统治的“大同”理想世界。这一个孔子提出的治国纲领，也就是“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吧！它的要求就是人人平等，也即是实行民主政治。这与奴隶主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尖锐地相对立。在那个社会里，奴隶可以买卖，与犬马同价，奴隶生活与犬马无异。到封建社会仍是家天下，人民仍是皇帝的“家臣”。孔子思想，能不遭到封建主的仇恨与抵制吗！
（一）孔子“民本主义”思想的几个原则
①人权：数千年来，中国人所有的是一种“臣民意识”，人民都得诚惶诚恐地跪拜在皇帝脚下，口喊“万岁！”谁也不能说一个“不”字。而孔子是怎么说呢？“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亦即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无所偏倚的意思。解放奴隶就是“立人”、“达人”。无论何种革命，其必要性就在于确认立人作为独立的价值主体和利益主体。这就是人权。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最大缺陷是没有人权。现代世界认同的观念是：人权即公民权，人权即生存权，这在封建社会是谈不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是奴隶，不能称为人，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上说话的机会；一个人常常遭到生存不下去的莫大威胁。而孔子发现了“人”，要求赋予“人”的权利。这是实现“大同”世界的首要原则。
②与人民和同：治国者应注意从人民的需要出发，从人民的思想出发。认为君主不能成为孤家寡人，高高在上，脱离人民。《子路》中说的“富”、“庶”、“教”即是要从人民的需要出发来治国。《大学》：“为人君止于仁”。君主对人民要以“仁”为先。《大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君主办事要从人民的好恶出发。《左传·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对弟子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即要求君主多予少取，与人民和同，施惠于民。《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民信之，就是与人民和同。《颜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为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为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里故事是说，有若劝鲁哀公把十分取二的税率减少到十分取一。因为民富则君富，民贫则君贫。《礼记·表记》也提到这问题：鲁哀公耽心“赋从其薄”的后果，对自己不利。“若是，则寡人贫。”孔子回答：“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欧洲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亦说：“农民贫穷则王国贫穷，王国贫穷则君主贫穷。”这言论与孔子相同，但比孔子迟二千多年。《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被封建阶级曲解为愚民政策。现在的许多学者，也因而对孔子这说法认为大错。但根据郭墓楚简记载的儒家的说法是：民可用道德来启导他们，不可强迫他们。《易·需卦》：“需、有孚、光亨。”君主与人民交往，孚信于人民，才能给人民带来光明与亨通。《易·八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君主高高在上，不与人民交往，必使社会封闭，天下混乱。《易·同人卦》：“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君子广泛地与人民和同，才能使事业亨通发达。《易·临卦》：“临，元，亨，利，贞。”君主临到人民中去与人民交往，社会就能泰、吉。《易·噬磕卦》：“噬嗑，亨，利用狱。”君主与人民消除隔阂，人间才会充满欢笑。《易·大过卦》：“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君子不与人民交往，是大过失，基础不固，屋梁即弯曲。改正大过，有交往，才能使社会亨通。《易·中孚卦》：“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君子应效法大自然的孚信，主动与人民亲近，取信于民，有益于社会生产。《易·小过卦》：“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君主与人民产生矛盾，意味着自己有错该改正。应尽量化解矛盾，不使分岐扩大。《易·中孚》：“有孚挛如，位正当也。”居安思危，永远保持孚信。
③从民本主义出发，怎样的人才能当君主呢？《子路》：子贡问孔子：“今之从政者何如？”孔子回答：“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孔子认为当时的奴隶主，都是小人，他另外提出为君主应有的标准，与之相对立：怎样才算是理想的君主呢？《宪问》：“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君主应有高尚的品德修养，能够使百姓幸福，象尧舜一样。所以，《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这里指出，君主如果是一个坏人，就失去根本，休想把国家治好。那么，君主该如何修身呢？该有什么样的品德呢？《泰伯》：“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君主不以高位为乐。“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尧德的广远，可以与天齐，不可以言语形容。《泰伯》：禹“卑宫室而尽力于沟洫。”禹薄于自奉而勤于民事，重视生产。《宪问》：“禹稷躬耕而有天下。”禹稷为王而亲自参加耕作。《子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君主应以身作则，才能治好天下。《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君主不能象齐景公那样，剥削人民而自厚。《易·颐卦》：“颐，贞吉，观颐，自求口食。”君主必须自己养活自己，而不能指望他人养活，寄生社会。《易·观卦》：“观，舆而不庶，有孚*若。”君主应超越自我，观察自己，发现自己缺点、错误及时纠正，以孚信社会。
④从民本主义出发，应“选贤与（举）能。”这是孔子最早提出的民主原则。“天下为公”，就得“选贤与（举）能”。这是要求废除家天下的世袭制度。这是历代封建专制主义者所绝对不容许的、仇视的原则。《易·乾卦》：“首出庶物。”也指的是要选出人民当中优秀者当政。《颜渊》：“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用这两事例说明“选贤举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录永终。’舜亦以命禹。”这是说，尧要让位给舜了，勉励舜谨慎从事。告诫舜，如果他不能办好公共事业，闹得人民贫困活不下去，他的位子就保不住。舜晚年让位给禹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从这话还可以看出，禅让制度有天下为公的精神。1993年出土的郭墓楚简，其中也传达了儒家这样重要的思想：“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勿利（自利）也。禅而不传，尧之盛也。利天下而勿利（自利）也，仁之至也。”“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方在下位，不以匹夫为轻；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重。有天下弗能益，亡（无）天下弗能损，极仁之至。利天下而弗利（己）也。禅也者，上（尚）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教而化乎道。不禅而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这将选贤举能的好处说得很详。肯定禅让优于世袭。因为尧舜树立了“爱亲”和“尊贤”统一的完美典范。“爱亲”是孝，“尊贤”是义。孝是仁的最高表现，禅让是义的最高表现。这是视政治伦理高于家庭伦理。在政治上，尊贤和义先于“爱亲”和孝。应禅让而不该世袭，这才能够化民。使民“化乎道”。简文还说：“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怠，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提出了天子禅让的具体年龄和理由。孔子认为，不但君主要选出贤能之士来做，官员也同样要“举贤才”（《子路》）。《卫灵公》：“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知贤才而不用，罪大，等于窃位。《易·丰卦》：“王假之，勿忧，宜日中。”君主的交替，官员的交替，是人类进步之象。君子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光明磊落地对待。这是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不要忧虑自己的既得利益会受到损害。《泰伯》：“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吴泰伯的谦让，孔子是多么赞颂啊！所以孔子是认为，真正治世的到来，必须是建立在以禅让为主的民主政治的基础上。
⑤从民本主义出发，孔子主张德治、法治、人治三者并重，三者互补。
有人认为，孔子是只重人治不重法治。这看法又是不全面了。其实，孔子是德治、法治、人治三者并重，统一在礼治上面。
奴隶专制主义者是有一套专制法律的，独裁者的话就是法律，“钦定”的制度就是法律。他们的一套法律专门用来压迫、剥削人民，维护少数统治者、特权者的利益。孔子与之相反，提出德治、法治、人治三者结合。
首先是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为政》）德治的重要性，《大学》里讲得很明白：“君子先慎手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是说，有德才能得众，有土，国富，停止剥削人民，才能得到人民拥护。《颜渊》：“季康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君主要正身以作民之榜样。《子路》也说到：君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了，才能“近者说，远者来。”《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这是说，只有治国以道，天下才不会分裂，不会大乱，人民才没有意见。《阳货》：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就是要实行周文王之道。“礼”治主要就是“德”治。
孔子的“礼”治也是包括法治、人治：“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要使政令行于天下，就得建立法律、制度。（《尧曰》）。《易·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君主应制定一些制度，以用来节制自己、检查自己和人民的品德和行为。《中庸》：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周文王、周武王的政策是明布出来的。有怎样的君就有怎样的臣，就有怎样的政策。“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言人存政举。“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指君主为政，该是仁德的人为政。《宪问》：“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君主重礼法，则人民就容易跟着走。“舜有（贤）臣五人而天下治”。事实就是这样：如果订了法律，上下都不执行，或违法，或篡改法，法律也成了空文。如果社会中的人们连起码的道义、良心、自律、自爱都失去了，法律对他们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订了法律，就不能认为天下太平了。
⑥从民本主义出发，孔子主张反腐倡廉。
奴隶封建专制主义是国家政治经济上的腐败之母。腐败是孔子所深恶而痛绝之事。他是古代反腐倡廉的第一人。
孔子首先提出廉洁的标准和理想人物：“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泰伯》）
孔子反腐败的立场非常坚定：《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季氏腐败到了极点，而冉有为之急赋税以益其富。这遭到孔子的痛斥，和他决绝。《微子》记载：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齐国害怕了，“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季桓子腐败，孔子是一天也忍受不住的。《子路》：“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贪图小利，是贪欲、腐败之根，不能利国。所以孔子这样劝说。
《易·蛊卦》是专针对政治经济腐败而言的，“蛊”是陈谷中所生之虫，这里专指腐败。“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天下腐败，这是人类社会发生的大的变化。所以卦词说：“蛊，元，亨。”“元”是很大的意思。当一个地方的腐败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往往容纳不下正人君子，因而正人君子有时也只好逃避。所以说：“利涉大川”。反对腐败，开始总是充满艰辛，但如果坚持到底，人类社会就会因而健康起来。所以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有腐败产生的时候，君子要振奋人民的精神，培养良好的道德与之作斗争。“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腐败刚开始，应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及时予以纠正，才能避免大的祸殃。
“干母之蛊，不可贞。”腐败加剧时，纠正就更困难。所以反对腐败，要先正自身，要坚定。“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一开始腐败，即应改悔，免得产生大过失。”
“裕父之蛊，往见吝。”如果对腐败宽容，难免同流合污，必然带来耻辱。反对腐败，必须旗帜鲜明。
“干父之蛊，用誉。”君子在高位上，首先就自己不能腐败，用清廉美名起正确榜样作用，以防止社会腐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在天下极端腐败之时，就该不再从事君主的政务，退下来去做隐士。即使此时，也该洁身自好，并不趁机捞一把。
⑦从民本主义出发，孔子提出要摆正君臣（民）之间的关系。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孔子这句话一直被封建专制主义者歪曲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孔子对君臣（民）之间的关系的正确论述，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其实，这不是孔子提倡绝对君权至上主义，而是相反。我们得看孔子说这句话时的历史条件、场合、对象。当时齐景公失政，因而君臣父子之间皆失其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为君者要使自己符合君道，臣要符合臣道。君臣之间要与父子之间那样和合，符合礼义。
再看孔子对君臣关系一系列论述吧！《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这里是主张君、臣、诸侯、庶民、远人、父子、兄、弟、百工皆视同一体，以仁德结合起来，完全反对君主以孤家寡人之势态临于臣民之上，《八佾》：“君使臣以礼，臣视君以忠。”对此，《孟子·离篓》作了很好解释：“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说的是君臣应以义相合。如果不是贤君，臣该怎么办呢？孔子也说的非常清楚。《公治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能随着坏君主干坏事，必须离开他们。《宪问》：“子曰：邦有道 ，谷，邦无道，谷，耻也。”指国家有道，做臣的不能有为，国家无道，不能独善，但知食禄，都是可耻的。《泰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当国家无道，刑政纪纲紊乱之时，可以洁身而去。《卫灵公》：“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说的是臣对君应该正直。《为政》：“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说的是君对民该正直。《先进》：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大臣要以道义对待君主，不从君主之贪欲，必行自己的意志。《宪问》：“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不论君主有道无道，为臣的持身不变。《宪问》：“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臣不要顺君的过失，而要犯颜谏诤。
⑧从民本主义出发，孔子主张不断地进行社会改革。
大自然的生命在于不断地运动。保守守旧，人类社会就会因陈腐而紊乱。必须不断地改革、变革，才能推动自身不断前进，不断进步。最使封建独裁专制主义者所不相容的，是孔子的改革、革命思想：“荀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易·涣卦》：“涣，享。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涣 ”是离散。人民没有正人君子领导，必然会人心涣散，社会混乱。这时往往是革命的前夜。君主如果没有脱离正中之位，冒险涉水过大川，可以建立功业。“用拯马壮、吉。”天下涣散之初，君主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才能阻止。“涣奔其机，悔亡。”涣散之初发生时，君主如果事先有预测，采取相应措施，损失就不会很大。“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在涣散不能阻止时，君主应将涣散控制、引导在一定范围内，不使泛滥成灾，以化凶为吉。“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涣散之极，人民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大号大叫，大声抗议，君主必须离开住处，亲自动身去救援，才能避免大的损失。《易·革》：“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革是改革、变革的意思。大自然的生命在于不断地运动，时间一长，就会发生自然变化。人类社会改革或变革是必需的。改革开展，胜利在望的时候，人民就信服。改革、变革进行时，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造成破坏。因此，君子应以“元、享、利、贞”四德发动变革，推动变革，减少损失。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享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改革和变革是自然、社会的规律，是必需的。应该为了正当的目的，采取正当的措施，减少过程中的损失，正如天地不断变革，因而一年有四季变化一样，成汤和周武革命，推翻荒淫残暴的桀纣，顺应了上天规律和人民的愿望，因而取得了成功。可见革命的时间意义，真是大得很！
孔子的革命思想观，和列宁的革命思想观是完全一致的：“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也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一致：“当政府长期倒行逆施，一贯实行专政，一意孤行地把人民压制在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孙中山领导人民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毛泽东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国民党独裁腐败政府，就是这样的革命。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亦包含这样的意思。这也是给民主革命开了一道门。“大享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革命、改革要有正确的目的、手段，以减少破坏，这很重要。邓小平采取渐进的改革措施，以减少阻力，减少风险，减少破坏性，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取得很大成绩。儒家传统思想中的“革命”概念和“天命”概念有密切联系。如果君主有德，敬天爱民，其政就有合法性，如果君主失德，残害人民，天命就遗弃他们，就会产生代表进步的一方、被压迫者的一方推翻旧制度的变革。所以，可以将中国传统的革命概念和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与西方“革命”概念结合起来，来看待“革命”。
三、孔子的“民本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泛爱众而亲仁”。这是为奴隶主和封建主所最不能容忍的。
人类基于血缘基因的自爱，到基于社会需求的互爱，发展到最后可能的出于生命本身的互补原理的恩爱乃至博爱。这就是孔子首创的孝悌忠恕为核心的仁爱精神。人与人的关系上的仁爱，就是平等、自由的基础。
孔子主张为政应该讲仁，即是爱人。《中庸》：哀公问政，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得而治矣。”也就是说，治国之本，在于仁爱，在于德。《易》：“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咸德大业至矣哉！”这是说，天地对万物是仁义、博爱、善良、平等的，没有偏颇的，是显示出来的道，是蕴藏着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充满于万物的生命之中。因而，博爱、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等等，都是天赋的、神圣的、不可剥夺的。圣人是领会天地之道，故是忧时、忧世、悲天、悯人的。所以，天地鼓万物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最高的事业。
（二）对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君本主义”、“官本主义”的反思。
孔子对独裁专制的危害性，说得很透彻。鲁定公向他：“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他说，语言哪有这么大的功效！不过有人说，当君主的最大快乐是说出话来没人敢违抗。如果君主所说的是善言，没人敢违抗，那是好的。如果所说的不是善言，没人敢违抗，那就差不多能“一言丧邦。”（《子路》）
与孔子学说相反，封建独裁专制主义的特色是“君本主义”、“官本主义”：凡是皇帝说的话、行的事，都是正确的，小民都不得有不同意见，更不用说是反对了。“君权神授”，所以是该世袭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制度，从秦始皇定下之后，就是治国唯一大政，决不能改变；各朝皇帝，将孔子学说加以篡改，某些地方加以抹煞，作为自己统治人民的理论思想。这些都显示出，各朝的专制独裁者，无一例外地大搞个人迷信、制度迷信、思想迷信。孔子的学说，因而大遭毒害，变得面目全非，变得全是害人的思想。例如“君君臣臣”变成“忠君”，变成“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学而优则仕”，本意是只有贤才才能为官，而将这句话转换成僵死的科举制度，如“天下士子，皆入吾彀中矣！”（唐太宗语）。还制造出什么“三从四德”，也附会说是孔子的学说。再如战国西汉之时，出现了《三纲五常》之说，用来压制人民思想。其中的君为臣纲，恰恰是篡改“君君臣臣”的原意，成了主张限制君权，制约君主之行为的反面。这是三纲五常的核心。所以翻开封建独裁者开设的“孔家店”中的毒品一看，真是触目惊心！打的是孔子的招牌，卖的是封建主制造的膺品，尽是毒害人的。
对封建独裁专制主义及封建传统文化，古代亦有不少思想家进行过反思。清代进步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篇中就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封建专制君主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自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为莫大的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当其未得天下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既得之也，则“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对比清朝的君主，何尝不是这样。因此，黄宗羲认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世之为臣者，“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而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实质就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开设的那种“孔家店”，这不是很合理吗！
孔子在反对君本主义、官本主义的同时，还指出当政者必须从有才德的人中间挑选出来。《雍也》：“雍也，可使南面。”因为仲弓宽洪简重，有人君之度。“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孔子认为仲由有决断，赐通达事理，求多才能，都 各有所长，都可从政。但是，从古到今，做君王的，总是选拔一些小人为官，他们能用一些卑鄙的手段去消灭对干坏事的君主不满的人。如武则天用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酷吏，冤杀数千人。宋高宗要推行他的投降路线，重用小人秦桧为相，杀害主战、要恢复江山的岳飞。这样的君主，能不仇视孔子的言论吗！
人类是存在着反思潜力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就必须不断提高反思的潜力，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这样对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反思，可以使现代社会不再蒙昧下去，而化作改造社会的无穷力量。
（三）“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楚狂的预言，不幸而中了。孔子的“大同”世界理想，在封建社会一直是被冷落在一边，现代中国的许多学者还一直认为博爱、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科学的思想意识形态，是到了“五四”时代，才从西方引进到中国来。好象是西方的路灯照亮了中国。这把事实完全颠倒了。但是西方有些学者早已打破了这种说法。
且看现代西方著名学者，德国人贡德·弗兰克的言论吧！他对 世界体系论中的方法论盲点，尤其是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做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年长达几个世纪的价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一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处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短也很晚。那些认为现代文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
弗兰克举出一个例子来：“大家都赞美欧洲文艺复兴的科学精神，但你们知道当时的欧洲人利用科学测量手段在干什么？”意大利威尼斯的博纳尔多在他的1589年的《换算成我们的长度系统的所有领域的大小和距离》一书里，象煞有介事地说：“地狱与我们的距离是3758.5英里，宽度为2505.5英里。天堂与我们的距离是1799995500英里。”当欧洲人1589年在量天堂、量地狱的时候，孔子在公元前2200多年时已“不语怪力乱神”了；还提出了“格物致知”了；已研究出《易经》那样伟大的哲学、科学著作了。当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徒对“异教徒”进行血腥大屠杀的时候，孔子的博爱、平等、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等意识形态，已深入中华民族的人心了，已向西方传过去了。这些意识形态并不是欧洲之灯在近代照向了中国，而是中国之灯在古代就照向了欧洲。只因为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这些不肖子孙，一直在抹煞、遮掩这盏明灯罢了。
现代中国的许多学人，对中国的思想发展史没有深入研究，或受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束缚，一直对自己的祖先的博大精深思想大加鞭鞑，还人云亦云，把中国近代来的落后原因，归咎于孔子学说。这是大谬不然的。现在，我们可不能再妄自菲薄，失去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了。现在，西方的精神文明已大大落后于物质文明，并没有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不能再盲从于欧美中心的论调了，应该从这陷阱中跳出来，应该扩大视野，应该清理儒家学说，吸取其精华，在学术上来个重大转型，在精神文明上向欧美来个挑战，并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
孔子的“大同”世界理想，也是人类的一种向往，只有克服一重重限制，克复一重重困难，才能步步接近。只有永不懈怠地去冲破限制，战胜困难，才能随时在它的光照之中。这也就需要孔子那样孜孜不倦的追求的精神。
（作者：师范离休干部，温岭市孔子学会理事）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陈 武 韬
“信”是儒家提倡的一种诚实不欺的美德，是“仁”的具体表现，被列为“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一。一部《论语》直接谈到“信”的就有十几条之多。为论述方便起见，摘引几条，稍加诠释：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 ，其何以行之哉？”（《为政第二》）做人不诚实不讲信用，那是不可以的。譬如大车没有辕木，小车没有曲钩，怎么行驶呢？在这里孔子把“信”作为做人处世的一条重要的行为准则。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谓之学矣。”（《学而第一》）子夏说：“尊崇贤人而不重女色；侍奉父母，能尽心尽力；为君主办事，有忘我献身的精神；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可靠；这样的人，即使没有受过教育，我说他已经受过教育了。”在这里子夏把“言而有信”作为交朋友的一条根本原则。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拿四方面的内容教育他的学生：一是经典文章，二是行为准则，三是忠诚待人，四是言行一致。孔子把“信”作为教育学生的的重要内容之一。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说，我每天都要从三个方面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替别人办事有没有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有没有不诚恳不信实的地方？老师教我的学问有没有巩固熟练？曾子不仅把“信”作为一条交友的准则，而且还把它当作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时时进行自我检查。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提出三项原则，即：粮食充足，武备充实，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于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先去掉武备。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再去掉一项，在这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因为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要死。如果不能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国家就治理不好。在这里孔子把“取信于民”看作是治理国家的最根本原则，比粮食、武备更重在。由以上几条语录可知，孔子及其学生都把“信”作为修身、养德、交友、治国的根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那么“信”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从“六书”的角度来看，“信”字从“人”，从“言”，亦即“人言为信”，也就是说做人说话要诚实可靠，言出行随，说到做到，所谓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不说空话大话假话，不胡言乱语，不花言巧语，不搬弄是非，不恶口伤人。亦即佛家所说的不打诳语，要说质实话。引申为真诚待人，坦诚相见，肝胆相照，恪守信用，取信于人等等。一言以蔽之，“信”就是诚实不欺。
综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一切明君贤臣、正人君子都具有“信”这种美德。相传春秋吴国有个贤臣叫季札，他曾受鲁国之聘去观周乐。途经徐国，徐君非常喜爱他身上佩的那把宝剑，但又不好意思开口向他要。季札心知徐君喜欢他的宝剑，他考虑到出使上国是不能没有佩剑的，于是他对徐君说：“你既然喜欢我的剑，待我出使回来，一定把它奉送给你。”后来季札到了鲁国完成了使命，回来时途经徐国，要把宝剑赠送给徐君。但不幸徐君已经亡故。季札就走到徐君坟前，解下佩剑，挂在他坟头的树上，以实践他心中的允诺。后人称赞季札是个大信之人，言行有信，生死不渝，传为千古佳话。
还有一个“曾子杀猪”的故事，对我们也颇有启发。曾子是孔子的学生，是孔子十哲之一。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到市集上去，她的儿子跟在后面哭着也要去，妈妈对孩子说：“你回去吧，我回来给你杀猪吃。”妻子从市集回来了，曾子就要捉猪来杀。妻子阻止他说：“我只不过跟小孩说着玩罢了。”曾子说：“对小孩子是不能开玩笑的。小孩子不懂事，他的言行都向父母学，听父母的教导。现在你欺骗了孩子，这是教孩子欺骗。母亲欺骗孩子，孩子就不相信母亲，这不是教育好孩子的方法呀！”于是他就把猪杀掉，煮起来给孩子吃了。这则故事对我们做父母的人和一切教育工作者来说，无疑都是一个很好的启迪。这就是要从小培养孩子们信实不欺的美德。做父母做老师的都必须言传身教，从自己做起，给孩子们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信”不仅是做人的一种美德，而且也是做事治国之本。史载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他考虑到要使新法得到贯彻实施，首先必须取信于民。那么怎样才能取信于民呢？他想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宫廷的大门外竖了一根旗杆，贴上一张告示：谁把这根旗杆移到宫廷后门，赏千金。公告一贴出，观者云集，议论纷纷，大家都不相信，不敢动手。只有一个人大着胆子，把旗杆移到宫廷的后门，果然这个人得到了千金之赏。自此，老百姓对官府的法令深信不疑，商鞅的新法得以顺利实施，秦国果然很快就强大起来了。后来终于灭掉了六国，统一中国，结束了长达500多年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就是施政者取信于民的实际功效。反过来说，商鞅如果不能取信于民，他的新法即使十分完善也是很难贯彻实施的，那么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就不可能这么快地建立起来。中国历中上也有好几次政治革新运动，最著名的有北宋王安石变法和晚清的“变法”，这两次变法运动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以失败而告终。撇开其它诸多因素不谈，未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相信与支持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记得小时候，在小学课本里读过这样一则故事，大意是说一个牧童在山上放牧，他为了好玩说了一句谎话，他大声叫喊：“狼来了！狼来了！”在附近耕种的农夫们闻声都举着锄耙慌忙跑来援救，但看不见狼，才知道上当受骗了。孩子却自以为得计，不禁哈哈大笑。后来他又故伎重演，再也没有人上他的当了。有一次真的狼来了，他吓得大声呼叫：“狼来了！狼来了！”结果没有一人前来援救他，他终于被狼叼走了，一句谎话，竟造成这样的悲剧，岂不可叹！这则故事对我的震动很大，他使我懂得了说谎的害处。随着岁月的流逝，小时候读的书大都已经忘掉，唯有这则故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使我终生受益。
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周幽王宠褒氏的故事。周幽王因宠美而导致失国丧身，周朝800年天下从此一蹶不振。过去史家往往归咎于褒氏，认为女人是“祸水”。其实大谬不然。孟子云：“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喜爱美食女色是人之天性，不喜爱女色的男人是很少的，何况是那些万乘之尊呢？关键是在于宠美而不能丧德失信。周幽王为博美人的嫣然一笑，竟谎报军情，三放烽火台，欺骗愚弄诸侯，失信于天下，故终于被犬戎所杀。国破家亡丧身异族，咎由自取。褒氏一区区弱女子，深锁宫闱，郁郁寡欢，像笼中的小鸟，可悯可悲，偶尔启齿一笑又何罪之有！由此可见“信”之为道也大矣哉！岂可等闲视之，而置诸脑后乎？
然而，“信”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从之无欺也难矣！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发出了深深的慨叹，他尖锐地指出旧中国之所以如此愚味、落后、黑暗、腐败，其根本原因是国人皆陷干瞒和骗的大泽之中而不可自拔。当今之世，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机诈百出，巧取豪夺。人们为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背信弃义，坑拐蒙诈骗，无所不用其极。竟不知“信”为何物！多少商家靠造假贩假偷税漏税面发财，伪劣商品充斥市场，震惊全国的假酒案、假药案、假化肥案，坑害了多少消费者！诸多贩毒走私案例，则直接危害到国计民生。最近报纸上披露的几起金融诈骗大案，更是触目惊心。他们的罪恶黑手已伸向国家的经济枢机，用种种卑劣的手段，拉拢腐蚀各级领导干部，千方百计拉他们下水，成为他们盗窃国库的保护伞和突破口。一旦阴谋得逞，他们就内外勾狼狈为奸，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了。党政机关的腐败现象，久治不止，愈演愈烈，其源皆在于此。长此下去国将不国，决非危言耸听。更有甚者，有的人权迷心窍，竟然假造历史档案，伪造学历证件，以窃取高位，进行政治诈骗；还有的人编造伪科学，公开散布异端邪说，蛊惑人心，骗取钱财，甚至聚众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竟至与国际反华势力沆瀣一气，企图亡我中华。种种的弊端和罪恶活动，究其根源，不外乎“信”道陵夷，私欲膨胀的结果。成克杰、李洪志、胡万林、胡长清、许运鸿、牟其中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
所以我们说，“欺”是万恶之源，“信”是百善之先。倘若人人讲求信道，弃绝欺诈，那么当今社会的诸多流弊自可消解，种种腐败罪恶现象当可杜绝，社会风气亦能改观。一个文明、进步、团结、安定、祥和的社会新风尚当可形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推而广之，将“信”道用于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国与国之间亦能建立起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新秩序。化干戈为玉帛，彻底消除战争的灾难，保持世界永久和平。然后才有希望进入“协和万邦”的大同社会，使先进和科技真正造福于人类。这不正是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所共同向往的理想境界吗！
21世纪人类倘要更好地生存下去，我以为必须从大力弘扬2500年前孔老夫子提倡的“信”道开始。
（作者系温岭市中高级教师）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纪念孔子诞辰2551周年
孔繁培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我们的祖先，春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儒教创始人孔子提出来的。二千五百多年来，孔子的这个教诲不知教育了多少能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前赴后继的历史作用。
历史是人写就的，人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便能推动社会加速发展。尤其在知识经济的今天，掌握科学知识就更重要了。因而，在孔子诞辰2551年之际，需要很好重温“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教导。
通过学而时习之，能成为一个著名学者、科学家。这样的例子是相当多的，举不胜举。如著名数学大师华罗庚，家庭出身微寒，摆过香烟摊，而就在摆香烟摊时，仍不忘学习，矢志学数学，最后成为数学大师，为民族，为祖国的二弹一星上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又如陈景润，出生在福建一个贫困山区，就在这么逆境中，他埋头学习，后来考上了大学。在文革中，他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楼梯下的卧室攻他的“哥德巴赫猜想”，结果攻下了，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数学家。
我不妨回顾一下自己的经历。我出身十分贫苦，家里兄弟姐妹又多，我是老六。少年时期，学习条件很差（那时经常下雪结冰），天寒地冻，衣衫单薄，无力保暖，但为了学习，仍坚持上学，结果成绩优异，全班第一。上初中时，又遇三年自然灾害，仍是吃不饱、穿不暖，无法寄宿就学，只得走读，一天要跑近二小时的路，每天比其他同学少学3个课时，但每天二小时的走路时间，也就是我温习、复习功课、做作业的时间。其他同学在课堂上温习、复习功课，做作业。我是在路上边走边思考问题，打腹稿。这样来弥补时间上的不够。结果，学习不仅没有落后，有时还超过其他同学。记得有一次全省中学生作文比赛题目是《我的一家》。我在上课时认真听讲后，在回家的路上打腹稿，回家后写草稿，第二天上课抄上作文薄，结果得到了全省中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这就是学而时习之的效果。我从小就爱好书法，见好字就学，不管是黑板上的老师板书，还是街道上的店家招牌，凡是好看的字我就学，就写，怕忘了就用手指照划，回家后就拼命练，当然也练（临摹）名家帖子。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经常用手指画着画着，曾因此闹出笑话。后来，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字到底好不好，但总觉得周围人家写的字，包括招牌字，对联等，看起来总觉得不够味。1997年，为了检验自己的书法达到什么水平，参加了各地书画展，结果，均被认可。曾获第四届“清风杯”海内外书画大展赛优秀奖；97“路魂杯”国内书画大展赛三等奖；第一届世界华人艺术大赛奖优秀作品奖；连续三届获世界华人艺术大赛奖优秀作品奖、荣誉金奖和特别金奖。三届都被誉为“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还被誉为“20世纪中华爱国书画艺术家”，被聘为世界艺术家协会会员、国际艺术家联合会中国中南执委副会长、中国江都书画院高级书画师和山东省诗书画院研究员。书法作品曾入选《跨世纪中国书画纂刻精品大典》、《世界东方文人书画家全集》和《世界华人艺术大奖获奖作品集》等。本人简历分别入编《世界名人录》、《世界优秀人才大典》、《世界艺术家名人录》和《中华英才爱国书画家大辞典》等多部经典。使我体会到学而时习之的乐趣。
当今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周期缩短，学习懈怠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现在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体现在知识上，说到底是知识的竞争，谁掌握了新知识，谁就有力量。正如当今哲学家刘俊卿所说的：“从社会发展趋势看，随着知识产业的大发展，今后必将产生一个庞大的知识产业群，这群体的日趋壮大，将最终形成一个知识产业阶层，或发展成为产业阶级，切不可小视了这个阶层，它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力量。”因而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就得发扬“学而时习之”的精神，才能在当今知识经济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诗 七 首
林定川
登 泰 山
百年诽谤到今朝，岱岳未尝尺寸销。
回首蓦然西北望，纷纷黄土入江潮。
谒衢州南宗孔庙
一
圣人铜像立仁乡，朽栋坏梁添瑞光。
梦里慈容又荣目，心头热泪屡沾裳。
俯躬送耳聆遗训，绕膝观颜生感伤。
细认镌文略欣慰，造型竟是恩佳汤。
二
赴港参加祭孔大典，喜遇故友
一曲弦歌听未艾，晴天霹雳破空来。
可悲阙里生荆棘，何故孔门蒙劫灰。
夫子乘风逐尧舜，诸生失怙落尘埃。
今朝有幸遇原 宪，共祭先师聊尽哀。
孔圣诞日作
一
木铎音消几多载，史传仁义没秦灰。
李斯百死过犹在，嬴政再生亦罪魁。
何怪赵高亡二世，且看齐氏上刑台。
欣逢盛汉遇明主，洗耳待听余响回。
二
夜梦先师临陋巷，惺忪欲杳查如鸿。
但闻云际啼声远，忽见门前古道通。
遍野竞逃皆赤鬼，满山劲吹是春风。
跖桥甲诵仁义，百姓挑灯迎大同。
三
报载日本国于圣诞日举行全国性
祭孔大典，感而慨之，又作
当年嬴政恶如狼，强逐英灵出海疆。
曲阜虽遗孔林在，金秋已乏桂花香。
中原千里弦歌绝，东域四时俎豆煌。
何 妒蛮荒成富国，自赍寇盗以资粮。
四
欣闻中国孔子基金会等组织发行金版《论语》
《论语》流行二千载，润泽五洲赤子心。
秦帝焚书成笑柄，汉元尊孔召甘霖。
莫云赵普语荒诞，试看宋樟根植深。
明主通今能古，故而圣典用黄金。
孔 庙
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庙宇，实为文庙。全国孔庙大小不一，省有省级孔庙，府有府级孔庙。据载：公元 630年，即唐太宗贞观四年下诏天下各州县立孔庙。从此，全国大部份县级建制所在地都建有孔庙。
建得最早，享誉最广的当然是曲阜孔庙。曲阜孔庙始于孔子死后第2年即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将孔子的故居三间，“以此为庙”。汉代以来，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子的地位日益尊崇，经累代修筑，屡加增扩，现存孔庙占地300余庙，东西阔141—153米，南起金声玉振坊，北至圣迹殿，仿皇宫之制，分为九进院落，气势宏伟、布局严谨，是著名的古代宫殿式建筑群。
衢州孔庙始立于1136年，衢州学为家庙，1253年，建家庙于城北菱湖，毁于宋。元朝时，改建于城南崇文坊，明代正德15年迁建于今城东新桥街，占地面积7260平方米。解放后多次作了修缮。前年，衢州市政府拨出1400万元，再次进行扩容修缮，还其原貌，把它作为弘扬民族文化，爱国主义教育阵地。
国外也有很多孔庙，如越南孔庙称文庙国子监，始建于公元1070年仲秋8月，位于越南首都河内市中心，占地54000平方米。为了保护文庙，河南市规定孔庙四周100米以内限制建筑，文化通讯部等联合上书，政府将拨出250万美元，作文庙国子监保护修缮经费。
据中国孔庙保护协会统计，全国现有约300座孔庙，大部分保存原貌。尚存的孔庙，各地都发挥其积极作用。广州孔庙座落在广州市中山四路42号，现称为农讲所，毛泽东曾任所长，周恩来、肖楚女、彭湃、恽代英等任过教员，全国各地许多农民干部在此培养造就，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北京孔庙位于北京国子监街13号，现改名为首都博物馆。馆内至今耸立着进士题名碑凡198块，上面镌刻着51624名中第进士的姓名、名次和籍贯。现在首都博物馆，是国家举办的综合性博物馆，传播历史和科学文化知识，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它的社会效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还有吉林、天津、海南文庙、南京夫子庙、上海市嘉定博物馆，以及我们邻县黄岩孔庙等等，都在发挥其历史价值作用，集当今文化、教育、娱乐、旅游等于一体的多功能亮点。
（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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