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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关于营造和谐社会思想的内涵与启示
此文是山东济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副编审、主编贾岩所作，载于《孔子研究》2007年第三期。现将原文宣读，供大家飨学。
今天，我们正在全力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人人丰衣足食、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人人遵守秩序和法律的社会。儒家是最讲和谐的，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思想。和谐一词出现较晚，儒家经典中多见“和”、“中和”，等等，与和谐词义甚近或者相合。唐宋时期，儒者多用和谐一词诠释儒家经典，如宋代陈旸认为礼乐与和谐密不可分，说：“礼以和谐为用，乐以和谐为体”（《乐书》卷四十）。儒家讲和谐，主要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就是社会的和谐。儒家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表现于现实的层面上，无非是营造一个公正、公平，讲礼义、守秩序，给予弱者以更多人道关怀，“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儒家关于营造和谐社会的思想，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可以借鉴、釆用的最重要的本土资源。
一、 和谐社会是公正的社会
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公正是公平、正义的简称。公正是社会制度的核心价值，是人们处理一切事务的根本法则。只是社会公正，才能保证社会和谐。孔子和儒家对此有深刻认识。在儒家看来，公正是天道固有的价值、法则。孔门经常谈论天道的“三无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认为人君应当效法天道，“奉斯三者以劳天下”（《礼记.孔子闲居》）。私与公相对立，无私才能 不偏不倚，坚持公正。〈尚书.洪范>篇一再强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申明王道的要义是公正无私，即：无偏无党，公平正直。《吕氏春秋》有《贵公》篇，反对家天下，主张公天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道是“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人道效法天道，应该是“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公与私相排斥，无私才能奉公。儒家高举“天下为公”的旗帜，主张人人相亲相爱，有财物不必藏于己，应该拿出来让公众分享；有力气不必为己谋利，应该使出来为公众服务。对于官员来说，奉公的要求是：“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贷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 。”（〈说苑.至公>〉这四条为政原则无疑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儒家之所以反复强调一个“公字”,严明公私之辨,就在于公而无私的公是公正,出于心才会确保公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吕氏春秋.贵公>篇指出:“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见解，把“公天下”与“天下平”的关系揭示得清清楚楚。
社会公正的内涵丰富，但其最根本的含义有两层：一是平等地看待或对待社会成员，消除歧视，给予社会成员以人格上的尊重；二是合理地划分社会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据此分配社会资源。做到了这两方面的公正廉明，就能够实现社会和谐。
儒家主张人性善，做到人的天性相近，都含有成贤成圣的潜质。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都表达了这层意思。这说明儒家认为人性是平等的。对于现实中的人，儒家同样主张人我平等。儒家伦理思想的方法论原则是推己及人，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样一种推己及人，其前提是承认人已平等。子夏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春秋公羊学认为“著治太平，---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都表达了一种平等的理念。
既然人与人是平等的，每个人在社会上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是平等的，由此占有的社会资源同样应该是大致均等的。这是贯彻公正的原则必然得出的结论。
权利和义务平等，主要是意味着参与的机会平等，一切机会向一切人开放，人人可以公开、公正地竞争参与的机会。为政人才的选拔必须合乎公平、正义的原则。这和儒家主张打破官员世袭制、要求“选贤与能”的政治诉求是一致的。人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是与其社会地位、身份密切相关的。儒家在理论上承认人人平等回到现实，又承认人的社会差异，包括占有社会资源的差异。儒家认为人们占有社会资源的差异有一个“度”，必须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在这个“度”以内，不能使其任意扩大。这个“度”，可以上不封顶，比如，天子可以富有四海；但是，对下面而言，却必须有一个底线，此即孟子说的“黎明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下》），否则的话，穷困大众饥寒交迫，必会揭竿而起，走上反抗的道路。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孔子才说:“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孔子标举一个“均”字，认为社会财富的分配应该贯彻“均”的原则，不能搞贫富悬殊。实际上、有国有家者的为政艺术全在于掌握这个资源分配的“度”。过了这个“度”，贫富悬殊，会导致社会不安定；不及这个“度”，几无贫富差别，形成平均主义，缺乏激励机制，也会丢失发展的动力。而掌握资源分配的“度”，要害在于公平、公正。汉初著名丞相陈平早年担任“社宰”，主持分肉食，以公道、均平而深得乡里父老称善。陈平叹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史记.陈丞相世家》）陈平以小见大，对于治国平天下之理有很深的领悟。
二、和谐社会是讲礼义、守秩序的社会
构建并维系和谐社会，礼是必不可少的。《论语》首篇即讲“礼之用，和为贵”，点明了礼的应用是营造和谐的关健所在。礼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在孔子、孟子、荀子三大儒的时代，礼是典章制度、行为规范、生活仪则的总称。在儒家看来，礼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圣人制定的。圣人的道德、智慧非凡人可比，圣人制礼作乐，也不是独出心裁，而是取法天道，，参照人情，斟酌筹划，为人类社会安排秩序、制定规则。就此而言，礼具有圣人和天道两方面的根源性，应该是最佳的秩序安排或制度安排。事实上，礼的确具有无可质疑的合法性，此一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它与天道、人情的若合符节，这是礼所蕴含的根本精神。至于礼的一些繁文缛节，则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损益。孔子和儒家并不认为礼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持一种相当通达的看法。
那么，“礼之用，和为贵”，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礼应用于制度安排上。顺乎天、应乎人的社会制度，是营造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孔子时代的社会制度，儒家常常概括称之为“礼乐刑政”，而礼为之纲。纲举目张，礼作用尤其重要。《礼记乐记》在谈到礼乐刑政的功能时，总而言之曰：“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分别言之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儒家所讲的王道，就其政治内涵而言，是指德治仁政。统治者为政以德，以身作则对内仁民爱物，厚施薄敛，为民制产，让民众过上“养生丧死无憾”的生活；对外反对以力服人，主张以德服人，此即孔子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这样一种王道政治，因为有良好的社会制度为之保障，才能够营造出上下同心、德被四方的和谐局面来。
（二）礼应用于名分的划分上，名分指人的名位与身份。在传统社会，名分是划分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依据，更是形成社会等级秩序的基本要素。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名分，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安分守己，不僭越，不争夺，就会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正是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因此，“正名”或者“辨名分”就显得很重要。孔子有一个著名的“正名”论，认为治国必先“正名”（《论语 子路》），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有各的名分，此名分必须与其所指相符合，否则，名不副实，名实淆乱，就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礼的作用之一是“辨异”，即分辨清楚一个人的名分及其所附带的东西，荀子认为，每个人的欲求都有一个“度量分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 礼论》）。制礼义就是为了划定这个“度量分界”，以制止人们的无序之争。所以荀子强调：“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当然，也要看到，儒家论礼的“辨异功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是讲分辨人的亲疏远近、尊卑贵贱之异，这有强化等级秩序的作用。
（三）礼应用于规范人际关系上。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在价值取向上，最佳的目标选择是“和”而不是“同”，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同”是人云亦云，比如君臣关系，君曰可，臣亦曰可，完全是无原则的附和。“和”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不以成其可；君所谓否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左传〉昭公二十年），君臣之间不搞一言堂，有问题反复讨论，充分考虑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斟酌去取，才会形成正确的意见和正确的决策，从而收到“政平”的效果。如何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这就需要派上礼的用场了。〈论语学而〉篇在讲了“礼之用，和为贵”之后，接着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以礼为准绳，调节人际关系，就能做到“和”。儒家讲到“礼所以制中”（礼记 .仲尼燕居>〉的功能,认为礼既能立“中”，又能调节人的言行，使其适“中”。儒家强调“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必先得乎其“中”，然后才能致其“和”，认为“致中和”是治国平天下的第一要务。
总之，从礼的正面作用来看，礼是营造社会和谐的制度性因素。礼坏乐崩，制度紊乱，就不会有秩序井然的社会和谐。这从反面亦可证明礼对于营造和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性。
三、 和谐社会是关怀和扶助弱势群体的社会
和谐社会是人人丰衣足食、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人之所以摒弃了弱肉强食、强者通吃的野蛮法则，不仅在于人有同情心，对于同类中的弱者有一种天然的恻隐之心，更在于人有公正、公平的理念。所谓公正、公平，表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发展上，首先是机会均等。也就是机会对所有人开放，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由于个人天赋才能的差异，即使所有人都参与赛跑，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之后必有先后的差异。何况人还有与生俱来的地位、身份以及占有财富的差异，这些对于人的后来发展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一国之发展来说，同样如此。每个地区在地理环境上都有差异，从而在占有自然资源上有差异，在同样的起点上，各个地区的社会发展可能很不平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承认差异及其合理性，坚持差异原则；另一方面要把差异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超出了这个范围，差异过于悬殊，就会产生新的不公平，就要对弱者予以关怀、扶助、补偿。这是一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公平。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对社会公正的原理有着深刻的研究。在其名著〈正义论〉一书中，罗尔斯证明了一个公正的社会，在确保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和平等的前提下，强者有义务给予弱者以各种最基本的补偿，使弱者能够像强者一样有机会参于与社会竞争。传统社会往往认可锄强扶弱之举，认为这是除暴安良、保一方平安的正义之举；现代社会讲人权、讲法治，采取抑强扶弱的措施，在强者与弱者之间，立法的重心不是树立强者的权威，而是扩充弱者的权利，保护弱者，扶持弱者。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一个和谐社会不会对弱势群体的无助和绝望视而不见。首先发展起来的个人和地区、有责任有义务帮助落后地区的个人和地区。这是和谐社会应有的伦理选择。墨家提倡兼爱，儒家主张仁爱，都含有同情弱者、扶助穷困的意思。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如同一桌大餐，如果说分配不公，一人向隅而泣，举座为之不乐。儒家一向主张像人人享有阳光一样享有仁政之泽，如孟子所说，“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孟子万章上〉），一夫不获，就像自己将其推而纳入沟壑一样，必匍匐救之。然而，事实上，社会分配往往严重不公，如老子所揭露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可是，在荀子看来，所谓“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只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就价值判断而言，圣人制礼恰恰是对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事实上的社会不公的矫正。荀子说：“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荀子.礼论》）。因此，荀子主张以民为本的政治，应关注弱势群体，“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荀子.王制>〉。对此，儒家有很多类似的论述，如孟子称赞周文王的仁政，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孟子.梁惠王下〉）仁政必先考虑救济“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是因为富人不需帮助就已经过得很好了。富人应该有义务救助孤独无依、颠连无告的穷困之人。再如〈礼记.礼运>篇关于“大同”理想社会的描写，其中特别提到了对于老、幼、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安排：“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充分体现了人人相亲相爱的理想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与照顾。宋代大儒张载更以其“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情怀，写道：“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西铭〉）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扶助，既是儒家仁爱伦理的内在要求，也是营造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弱势群体只有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爱和温暖，才不至于疏离于社会，像爱家一样爱社会；否则，他们会有被抛弃的感觉，走向绝望，甚至铤而走险，报复社会，破坏社会，从而社会也就无和谐可言。
儒家关于营造和谐社会的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以上仅仅讨论了其中的三个方面。由此不难看出，儒家关于营造和谐社会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既有着历史传承的意义，也有着古今一理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珍视。
关于浙江省儒学学会成立大会情况的汇报
赵贵铭
(2007年9月26日)
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纪念孔子诞辰2558年大会”，我受这次大会的委托，向大家简要汇报一下浙江省儒学学会成立情况。
2007年4月15日，我省第一个以研究儒家学说，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目的的省级学术团体——浙江省儒学学会，在省人民大会堂人大厅隆重举行成立大会。浙江省儒学学会早在2004年就开始酝酿筹建，于2006年10月15日经省民政厅正式批准予以成立。在成立之际，浙江省儒学学会已有200余名个人会员，9个团体会员。筹集到资金37万元。在这次会议上，本会有4人作为团体会员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由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学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郭学焕主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俞仲达宣读了省委书记赵洪祝、省长吕祖善向大会发来的贺信，省政协副主席梁平波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浙江大学教授毛昭晰出席会议并致词，山西省原副省长、浙江大学教授孙达人到会祝贺并在主席台就座。著名儒学学者、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国际中国哲学会（美国）创会会长教授成中英都作了精彩的学术演讲；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作了大会发言。省政府参事室党组书记方泉尧代表学会主管单位讲话。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张伟林宣读了省民政厅同意筹备成立浙江省儒学学会的批复文件。学会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书长吴光向大会作了《关于浙江省儒学学会筹建工作的报告》。
会上，到会的138名会员代表，审议通过了《浙江省儒学学会章程》、《浙江省儒学学会会费管理办法》，通过选举组成了浙江省儒学学会首届理事会。
随后，召开了浙江省儒学学会第一次理事会，选举产生了以孔祥有为会长，郭学焕、魏新民、吴光（常务）、杨罕闻、李明友、滕复、洪永铿、徐寿昌为副会长，吴光为秘书长，常务理事28人，名誉理事10人，理事59人的理事会。本会会长孔春才当选为常务理事，这是本会的骄傲。新当选的会长孔祥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成立浙江省学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学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引导广大儒学爱好者以研究儒学、传播儒学、普及儒学、光大儒学为己任，使儒学不断得以传承和发展，并更好地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要积极吸纳省内外的儒学专家和儒学爱好者加入到学会中来，不断壮大学会队伍。要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开展儒学交流活动，不仅要在省内和国内，而且要走出国门，促进儒学对外交流。孔祥有会长发言后，并向各位学会顾问、名誉会长、名誉理事、捐款企业家，颁发了聘书和捐赠证书。
会后，与会代表兴致勃勃地一起合影留念。
向成立大会发来贺信贺电的团体和个人有：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孔子研究院以及著名学者戴琏璋、张立文、龚鹏程教授等。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则派代表出席了会议。该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刘枫为大会题写了“仁本礼用、和而不同”的贺联。该会顾问、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郭仲选为大会题写了“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贺联。
到会报道大会的媒体有：人民日报海外版、浙江卫视、浙江日报、钱江晚报、联谊报。
国学 新 观 点
──读赵吉惠著《中国传统文化导论》扎记
吴小谦
摘要：重读了赵吉惠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导论》，深感启发，扎记了有关观点供同仁参研。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争议。有儒家主干说；道学主干说；儒.道.释三家主干说；儒道为主体.多元结构说。中国传统文化冲突.融合和演变。在战国时期；经学时期；玄学时期；三教合一隋唐时期；理学时期；实学时期；现代新儒学；中华和谐文化。当代“文化热”兴起原因。第一，对文革的反省与寻求新的文化发展模式，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西方现代对于东方文化的认同，第四，港台.以及旅居西方世界的当代新儒家学者的“复兴儒学”活动，推进大陆的“文化热”。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建立中华和谐文化。1，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的诠释，2，让传统文化充分地展示自己的价值，3，把传统文化应用于现代社会管理与现代经济管理，4，传统文化不断与现代文化交融。力求创建一个有时代精神的“中华和谐文化”。
关健词：国学 观点 分述
作者简介：吴小谦，男，1931年生，温岭市人，曾任中学校长.市志办主任.市孔子学会名誉会长等职，2007年4月荣获“国学家”荣誉称号。主编.独编.著作合有40部书籍。浙江温岭 317500
2001年，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赵吉惠教授厚爱，赠我他著的《中国传统文化导论》（修订版）（1998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下引用简称导论），当时我正在主修部门志，仅游览了一遍，近来阅熊春锦著《中华国学道德根》一书，想起了赵作，重读了赵作，深感《导论》作者学问渊深，博古通今，融会中西，看后颇有启发，现扎记有关观点，供热心国学研究的同仁参研。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争议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六千年历史的古国，创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和文明，对人类历史、人类的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每位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中国人的骄傲。由于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数千年悠久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积淀、筛选，形成了许多历史传统，形成中华传统文化，已经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语言、思想文化、礼仪制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不同的层面的丰富内容，但是其中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构成有各种说法。
儒家主干说。按照学术界、文化界的传统观念，认为中国文化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或曰中国文化是儒家思想为主干（主体）的文化。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在《正道与治道》的新版序中说：“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以儒家为主流的。”至今颇多海外华人仍然认同这个提法。为什么主干是儒家文化？理由：（1）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了二千余年里，一直被统治阶级宣称为合理、合法的社会统治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受到历代皇帝尊封，世界公认。（2）由于儒学取得了正宗合法地位，得到了长期重视和宣传，在思想观念方面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并深入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久而不衰。（3）儒学有很大包融性，善于融纳老学、佛学及诸子百家。因此为主干。
道学主干说。鲁迅说：“中国文化根底在道教。”（《鲁迅全集》第11卷353页），以这句为依托英国中国文明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二册、255页，台湾商务印务馆出版）。熊春锦《中华国学道德根》（2006年、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书中说：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全部蕴藏在博大精深的老子《德道经》五千文之中。在这基础上，才相继诞生出中华民族的儒学文化和释学文化。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客观地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来论证这个根文化的起源，我相信这个结论是任何学者都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从伏羲画卦为起始，到有文字史资料记载的最早人文学说“黄学”（黄帝），在“老学”（老子）出现以后，我们后代人才将它们合称为“黄老”之学。“黄老”之学就是中华文化最初的文化之根。此后，才相继产生了儒道孔孟之学和后来又引进融合了佛学，共同一起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三大支柱。谁将三大支柱给否定了，那么就不能配称为炎黄子孙。
儒、道、释三家主体说。有的学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由儒家、道家、释家三大支柱组成。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在《老子他说》（1996，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书（3页）：“中国文化历史，在秦汉以前，由儒、墨、道三家，笼罩了全部的文化思想。到了唐、宋以后，换了一家，成为儒、释、道三家，这三家又笼罩着中国文化思想，一直到中华民国立国初期。……对这三家，我经常比喻：儒家像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粮食；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俱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
儒道为主体、多元结构说。《导论》（51页）：我认为：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型的，儒家和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更具体更清楚地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为主体的多元结构。中国文化的构成，除了儒家与道家这个主体而外，还有法家、墨家、阴阳五行家、名家等等。《汉书·艺文志》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都是指中国文化的多元结构。赵吉惠认为：从儒家为主干说，这个观点过分估计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忽视了和低估了道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应有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三家论”，他说：表面看来这是有理，深入分析，都难以成立。我认为谈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首先应该承认两个前提：其一，它应该是贯穿中国文化始终的；其二，它应该是本土文化。佛教文化是西汉时期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魏晋以后才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影响，所以不符合前面提到的两个前提条件。
二、中国传统文化冲突、融合和演变
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会诸侯。各种社会势力都在寻求自己的需要思想理论为争地夺权服务。秦始皇用法家思想统一了六国，并用法家思想制定了政策稳定自己的中央集权制，在文化思想领域宣扬法家学说，发动了“焚书坑儒”，打击儒学，从而激起了秦汉时期第一次思想文化冲突。西汉王朝建国之初，利用“黄老之学”压抑儒学、法学，恢复了生产，稳定了社会，经历了第二次思想文化冲突。西汉中期社会经济、政治得到了发展，社会开始调整机制，欲图向外扩展。武帝转变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掀起了第三次思想文化冲突。这次文化冲突的结果，儒学成了“经学”，取得了统治地位。
儒学取得统治地位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不断融合文化，两千多年大致改经历以下演变。
经学时期。经学即以孔子手定《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为经。以研究儒家经典学问作为官方学术文化、官方哲学。两汉时期的经学家在整理、研究、教授儒家的经典的过程中，由于根据不同的文献来源、用不同的治学方法，特别是不同的学术思想倾向，而分成为“今文学家”与刘歆为代表“古文学家”两大派别。汉未，由于经学的弊端和谶纬邪说的流行，导致了经学的衰微，玄学的兴起。
玄学时期。玄学的玄，语出《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渭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是深远莫测的意思。玄学思潮的历史发展主要形成不同的三派人物；一派是正始（240—245）年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主张“无”为世界本体；一派是曹魏末年以稽康、阮籍为代表的“放达”派“ 竹林玄学”，批判儒家“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再一派是以裴頠、郭象为代表的“崇有”派，他们一方面批评以上两派，一方面调和儒道，提出“名教即自然”的主张，使魏晋玄学思潮达到了历史的充分发展与批判总结。玄学以儒解道或以道解儒，至使与佛学合流，佛学渐盛，玄学渐衰。
三教合一隋唐时期。隋唐时期佛学盛行。隋时列释、道、佛，唐初列道、儒、释，或“外老内儒”，儒道佛时起冲突。贞观四年（630）至高宗永徽四年（653）前后长达二十余年钦令颜师古、房玄龄、孔颖达等整理儒学著作，编写《五经正义》170卷。贞观十九年组织译佛典75部、1335卷佛经。其间又有疑经派的崛起和发展，重建儒学道派，恢复儒学精神的活动，孕育了理学。
理学时期。理学亦称道学，汉儒（主要古文经学派）治经侧重名物训诂，宋儒则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有理学之称。理学发展，北宋初有胡瑗、孙复、石介，有理学“三先生”之称，实际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颢、颐），至朱熹始集大成，建立一个较完备的理论体系。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实指封建伦理的准则）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学主“即物而穷理”。在朱熹同时，有陆九渊一派，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同程朱派对立。至明代，王守仁更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断言主观的“心”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为学主“明本心”、“致良知”。王门授徒宗旨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本，有善有恶是意之本，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但自张载提出了一元论己和二程不同。明代王廷相至明清王夫之等曾先后发展了张载学说，以反对程朱或陆王之学。（《辞海》新版1467页）宋明理学批判佛家的“空”，道家的“无”的时候，逐步发展了传统儒学的重在“务实”，坚持“经世致用”的学风。一部分理学家强调“经学”即实学。
实学时期。明清儒学在揭露与批评宋明理学的凌空蹈虚，空谈心性之学中逐渐形成实学思潮。实学提倡“实用”“实干”的学风。坚持经世致用传统。在这一历史时期造就出一大批具有实学思想的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把中国实学思想推向历史发展的盛期，使传统儒学表现出新的生命力。著名的有李贽、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王夫之、唐甄、章学诚等。
明清实学是继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晋唐佛学、宋明理学之后又一次重要的学术高潮。（《中国儒学》卷四、31页）实学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和反省，在审视和反省中，完成了历史的批判和历史的总结。为迎接西方文化的到来，为近接和适应中西文化的新冲突，为中华文化向近代转型，做了一定历史准备。（《导论》11章296页）
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曾经有三个时期的儒学被称为“新儒学”。 先秦儒学发展到汉代，融合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思想，创建了经学化的儒学，被称为“汉代新儒学”。汉唐儒学发展到宋明时期融合了佛教和道教思想，创建了宋明理学，被称为“宋明新儒学”。宋明理学发展到清代末已经走向解体，特别是鸦片战争后西学不断涌进，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使传统儒学的存在产生了危机，儒学在社会上的主宰地位摇摇欲坠，随着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也废除了儒学在社会上的合法统治地位，不再尊孔读经。在这种文化背景下20世纪20至30年的一批有民族忧患意识知识分子，从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西方现代哲学方法论解释和重建儒家精神，建立了第三个“新儒学”理论形态——“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时期。20至40年代是产生与形成时期，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励、冯友兰、贺麟为主要代表人物。50至60年代为发展与传播时期，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钱穆等为主要代表。70年代至90年代，为现代新儒家进行反省和总结时期，以杜维明、刘述光、余英时、蔡仁厚为主要代表人物。现代新儒家，他们认为只有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儒学是天道的体现，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只有儒学才能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和现代化。这种文化思潮在海内外还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但是它的总体思想倾向比较狭隘，且与未来的人类文化“多元并茂”的走向不相协调。所以它可能随着20世纪的结束，将逐渐成为历史。（《导论》十二章，313页-321页）
中华和谐文化。改革开放以来这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多次社会思潮：第一个时期从1978年至1983年，刚提出改革开放，起步那些年，主要是“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及文化”的思潮，总结与反省“文化大革命”的思潮。第二个时期从1983年进入全面改革开放到1989年，随着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科学与文化，中西文化的新冲突不断展开。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全面西化”思潮、“伤痕”思潮、“寻根”思潮等。这些思潮泛起到1989年夏季达到高潮。第三个时期，1989年至1994年，主要表现为“理性反省中西文化”的思潮，随着这种思潮在社会上、特别在一部分大学生和青年当中又出现了“寻找毛泽东现象的思潮。这些社会思潮的起落与交替，反映了中西文化冲突的激化程度和复杂性，也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些社会思潮的起落、交替的结果，最后汇合成一股持久的“文化热”的巨流。第四个时期，1995年以后，中华民族大踏步走向世界，出现了全民反腐败的思潮，全民参与并自觉全面深化改革思潮。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正常现象，关键在于正确地认识与分析文化冲突特点走向，提出解决文化冲突正确观点和思路，对待文化冲突解决得法，就能推动文化发展，解决不得法、不合时宜，就可能导致文化混乱、文化错位，阻滞文化的发展。结合思考历史和现状，创造一种崭新的新文化，名之为“中华和谐文化”。（《导论》第十三章）
三、当代中国“文化热”兴起原因
当代中国“文化热”兴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国内历史原因，概括地说，这次“文化热”是国内有志之士反省“文化大革命”寻求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模式的历史产物，也是国际社会现代进程与后现代实践过程中，进行“文化调整”所出现的文化现象。具体地说，可从以下四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与寻求新的文化发展模式。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开始，经过了十年暴风雨式的袭击，终于在1976年宣告结束。所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好像是“噩梦初醒”或是“大病初愈”，人们都从自己的经验和体认出发，对这场民族性的“噩梦”和“大病”进行反省，有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的个人道德品质、个性、气节、心态去寻求答案；有的从现行社会制度，现代社会体制去进行论证；还有的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方面寻根等。这些原因都有一定根据、一定道理，都是发生“文化大革命”所起作用因素。……我觉得最重要最深刻的原因深藏在漫长而久远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之中，进行文化反思最深刻、最能探本溯源，直捣穴底的反省。……我们在回顾反思这个问题时却发现，秦代“焚书坑儒”、清代“文字狱”、当代“文化大革命”，都发生在中国，都发生在具有相同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一个国家里。这就不能不启发我们从中国自身的漫长历史及其缔造的文化传统中去深思发生“文化大革命”及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深层次原因、根本原因，并且进而去寻找发展文化的新模式，从而激起思想界、知识界、文化界去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去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与心理、去研究中华民族的精神与特质、去研究中国的国民性、去研究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去研究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去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去研究传统文化的价值功能，并在研究中去创新中华新文化。于是80年以来，中国社会便出现了持久的“文化热”。这是“文化热”出现的内在深层原因。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70年代至80年代以来东南亚地区经济腾飞所引起的东方西方人士的文化观念调整，推动了中国大陆“文化热”的兴起与持续发展。东南亚发展，亚洲与西方的知识界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功能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普遍认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腾飞与儒家伦理有直接关系，全世界的知识界都在认真思考着新加坡发展的现实经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的结构和价值，从而推进了中国大陆“文化热”的到来。
第三，西方现代对于东方文化的认同。西方有很多国家已经走完了现代化的路程，进入后现代化社会，后现代化社会新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严重错位与脱节问题。某些青年的道德堕落，追求物质享受，精神空虚，追求精神刺激等已成为西方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不少学者认为西方文化已经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向东方寻找出路，认为东方的儒家伦理是解决社会道德问题的有效学说，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重视起中国文化，企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西方后现代化社会存在的问题，引起更多人士迫切需要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提高了中国大陆“文化热”的温度。
第四，港台以及旅居西方世界的当代新儒家学者的“复兴儒学”活动，大大推进了中国大陆的“文化热”。中国大陆1976年打垮“四人帮”的统治，向西方开放后，这批新儒家学者充当了首批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他们把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文化的信息带进来，把中国大陆研究传统文化的新成果、新进展传出去。我们需要一种普遍的全球意识。我们不再生存在孤立的区域性的环境中，而是生存在一个多国家、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环境之中。这种全球意识强调相互依存，相互关切。1994年在北京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从而兴起了一股反省自身文化的“文化热”，并使之保持恒温发展势头。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建立中华和谐文化
中国当代文化仍然是一个多元体的结构的文化，主要成份有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组成。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三者之间并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他们之间既有排斥也有吸收；既有排斥也有相容之处，马克思主义提出口号是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积极的思想遗产。
中华传统文化，相来是能接纳外来文化，如两汉时期接纳了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已经演变成中国化的佛教，完成了中印文化的融合；近代基督教文化传入，经历了长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逐渐演变成中国式的基督教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融合成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因此，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相结合，就可能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文化，这种崭新的文化，既是中国文化，又是中国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既是具有普遍意义，普遍适用性，又具有文化的民族特征、民族个性和时代内容、时代精神。我们把这种创新的文化总名之为“中华和谐文化”。
传统文化转化，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的诠释。传统思想文化精神文化，往往是以古代文献作为载体传承下来，而古代文献又是以古奥的文字记述的，与今相隔少则数百年，多则数千年，今人阅读起来障碍很多，难以理解和体会。我们任务既要整理古代文献又要对传统的文献用现代思想、现代文字进行诠释，使人人都能方便地阅读，人人都领会其精神价值，人人都能接通自己的心灵。
（二），让传统文化充分地展示自己的价值，与现代生活密切关系。文化本来是生活的创造，来源于生活，它的精神价值就在干预生活、指导生活。但是传统文化本身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注重内在的个性修养和人格完善，不太注意实用和功利。这种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脱节的传统文化，也影响了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挥。我们要使老的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就是使它走进人们的生活，指导人们的生活，规范人们的生活。
（三）、把传统文化应用于现代社会管理与现代经济管理。这是发挥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根本所在。这个问题在东南亚社会，特别是新加坡社会取得了成功经验。在那里，东方文化起主导作用，当然也合理地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和优势，用以调整、控制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组织机制运行、人际关系和谐。
（四）、传统文化不断与现代文化交融、创造出一个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满足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理论形态、理论结构，这是中国思想文化、中国观念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们通常所说：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现代转型，除以上三点转化、转型外，重要的还在于思想形式和理论形态的转化、转型。古老的思想形式、理论形态转化为现代的思想形式或理论形态，既要接受和吸纳现代文化的思想形式，又要保持优秀文化，成为自己创新的资源；又要认真批评和创造传统文化，做到有筛选、有鉴别地继承。
我们应力求创建一个大体能概括中华文化优秀成果并能反映时代精神，具有前瞻性的文化形态，可以名之曰“中华和谐文化。”这个文化形态不是哪一家哪一派的文化，但又含盖各家各派的优秀文化，它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虽然不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同时具备这四条要求，总应该把它作为发展建设中国文化的战略目标，不断地为此而努力。（《导论》第十二章、十三章313、337页）
在纪念孔子诞辰2558周年暨学术讲座会上的讲话
周根祥
（城南镇党委书记）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今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8周年的纪念日。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聚会，缅怀纪念这位伟大人物，同时举行学术讲座会。借此机会，我代表城南镇党委、政府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到会的嘉宾、会员代表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创立的儒家思想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社会主流思想和人们行为处世的准则，而且惠及周边的日本、朝鲜等到东南亚各国，并逐渐传播到西方国家，成为世界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不仅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且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因此，孔子被国际社会誉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
城南所属的江绾，作为浙江东南沿海一带孔子后裔的发源地，也是我们温岭籍孔子后裔的主要聚居地。他们尊奉祖先学说，仁爱待人，遵纪守法，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建设，为广大村民树立了示范。特别是温岭纪孔子联谊会成立以来，城南的孔子后裔以此为平台，在当地群众中积极参与宣传儒家思想，传播儒家文化，在扫除愚昧、破除陋习、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相信，在广大文化学者、专家和孔子联谊会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儒家文化必将实现新的融合和创新，紧贴着时代发展这一主题，扎实工作，将儒家文化继续发扬光大，为家乡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最后,衷心祝愿这次学术讲座会圆满成功!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
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58年大会
纪 要
2007年9月26日,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会同城南镇召开了纪念孔子诞辰2558年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浙江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吴光教授，原温岭市人大常委主任林梅友，原学会名誉会长吴小谦，与会代表来自的有玉环、乐清、天台、宁海、黄岩以及上海等地，与会共125人。会议由纪念孔子联谊会会长孔春才主持,首先全体同志起立向温岭孔子后裔祖传保存的孔子像三鞠躬，接着孔子后裔聚居的城南镇党委书记周根祥同志讲话，然后由联谊会副会长赵贵铭汇报浙江省儒学学会成立大会的情况。
会议第二大内容进行学术交流。首先由浙江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吴光教授作《中华和谐文化三论》学术报告。他的报告从“中华和谐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弘扬和谐文化的现代意义”、“树立多元和谐文化观”三方面的内容阐述自己的体会和见解，具体翔实，并脱稿结合实际演讲，非常生动形象，多次受到与会的热烈鼓掌，博得大家阵阵掌声，名誉会长吴小谦在发言时当场就说：“我还没有听过象吴光教授这样的报告,那样的具体生动，事先知道有他的报告我的发言也就多余的了”。会后大家还在议论纷纷，品味吴光教授的演讲内涵和情趣，如何真正把孔子思想与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相联系相融合。第二个发言是吴小谦，他发言的题目“国学新观点——读赵吉惠著《中国传统文化导论》扎记”，未读全文，只是题目些的作了讲述。第三个由联谊会常务理事孔永夫宣读学习了《孔子研究》2007年第三期贾岩所作的《儒家关于营造和谐社会思想的内涵与启示》的文章。三篇学术报告都是侧重于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展开论述，与会同志听了耳目一新，上了一堂生动的和谐社会建设教育课。
会议第三大内容是下午到孔子后裔聚居地城南镇江绾宗鲁堂祭孔。当地群众请来鼓号，买来礼炮，迎接前来参加祭孔的嘉宾。偏辟的山村平时是那样的清静雅致，却是这天而那样的热闹沸腾，人们自觉地组合五人一组，有秩序地进行祭孔，由长者孔庆春指挥，宣读祭文，然后绕孔子后裔祖传珍藏的孔子铜像三圈，三叩首完毕后吹起鼓号，鸣放了礼炮。至下午四点钟左右祭孔结束。
这次会议正好是传统的8月15日中秋节，会议也象金秋一样取得了丰收，“丹桂飘浓香，宾朋叙深情”，整个会议洋溢着友谊的气氛，会上打开心扉畅谈学术观点，交流学术信息，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可以说会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会后，浙江省儒学学会将会议的情况以专刊印发了简报，温岭日报、温岭电视台也分别对纪念孔子诞辰2558年大会进行了转载和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