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浙江温岭支,始祖为四十八世孙孔端廉。建炎三年(1129)春,南渡寓衢,端廉父若虚去世后,端廉携子徙居温岭江绾。迁徙温岭江绾的孔裔还有:来自福建莆田的河南郏县派、四十五世孙孔延集,后有再徙玉环、乐清、黄岩和宁海等地;江西临江派、四十九世孙孔彦邦。《孔子后裔在浙江》中《三支孔裔聚居温岭江绾》一文有记。
(三)钱塘支,始祖四十五世孙孔珵,父端禀。南渡时,端禀留曲阜家庙,协助端操掌管印鉴、管理庙产。建炎四年(1130)二月,获悉衍圣公端友等赐家衢州后,令其子珵护圣物(宣圣章、主祭祀章、文宣王印等)南下衢州。同年七月珵渡江至衢州,遂寓西安(今衢州)菱湖,三传至万山,始由衢州徙居钱塘定南乡龙潭。现在其后裔主要集居在西湖区双浦镇东江嘴村以及转塘一带。
(四)四明慈水支。始祖为四十九世孔琛,是四十八世孙孔端节的第二个儿子。随驾至明州(今宁波),遂与子授流寓奉化四明山,称“四明慈水支”。授子文祐,自奉化转寓慈水李
五、徐儒宗报告
“五伦”与“三纲”辨析
徐儒宗
2014年9月20日
人们往往把“五伦”与“三纲”相提并论,都当作儒家思想加以论述,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其实,“五伦”才是正宗的儒家思想,而“三纲”则源自法家思想而来,由汉儒吸收到儒学之内,才冒充了儒家思想。两者思想体系不同,泾渭分明,毫无共同之处,故有必要加以辨析。
一、 “五伦”的基本理论和内容
儒家的“五伦”包括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类具有典型性的人际关系。
孔子认为,五伦是从“夫妇”开始的,正如《中庸》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在中国婚姻史上,孔子第一个对夫妇关系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首先,他赞成当时还流行于民间的男女之间比较开放的自由恋爱。其次,他主张“夫妇和”(《礼记·礼运》);还提出“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易传·序卦》)。再次,他还进而提出丈夫应该尊敬妻子:“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也有道。”(《礼记·哀公问》)孔子这种以相爱和相敬并应保持长久稳定作为夫妻关系的理论,为后世进步的婚姻观奠定了基础。
在家庭关系中,随着夫妇而来的,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概括而言就是“父子”关系。孔子把“父子”双方相互的义务规定为“父慈而子孝”。然而,孔子又看到,在现实社会中,父母对子女一般都能尽到“慈”的责任,而子女对父母则比较难于尽到“孝”的义务。孔子针对这种偏向,所以平时谈“孝”的言论就比较多。再则,孔子对年轻的学生设教,自然应多谈孝道。孔子还认为:“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孝经》)可见后世那种宣扬绝对服从父命的说法,与孔子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父子关系,其实只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中一种纵向的典型的特殊关系。与之相类似的,还有祖孙关系、叔侄关系、姑侄关系、舅甥关系等等,都可依据父子关系而由近及远依次类推。
在家庭关系中,随着父子而来的,就是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兄弟”禀同气而生,故其间的关系主要是以互相团结友爱为原则。不过兄弟是有长幼之分的,所以兄对弟应该友爱,弟对兄应该恭敬,即所谓“兄爱,弟敬”(《左传·隐公三年》)。弟恭敬兄的道德,孔子称之为“悌”。“孝”和“悌”都是通向“仁”的起点,所以说“孝悌为仁之本”。
兄弟关系,乃是家族中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横向的典型的特殊关系。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姐妹关系、姐弟关系、兄妹关系,以及堂兄弟、表姐妹等等关系,皆可由近而远类推。最后超出家族范围,乃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
在古代的统治阶级内部,还存在着政治上的上下级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的典型性,突出表现在“君臣”关系上。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后来孟子还把君臣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孟子还认为贵戚之卿应该“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异姓之卿则应该“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同书《万章下》)。荀子亦言为臣应该“从道不从君”(《荀子·大略》)。而且,孟、荀都极力赞颂汤、武“弔民伐罪”以推翻桀、纣为正义之举。据此,孔、孟、荀所提倡的君臣关系,乃是互相尊重敬爱的对等关系,也是颇含有民主成分的较为开明的上下级关系,绝无后世之所谓“君令臣死,不得不死”,“臣罪当诛,天王圣明”那种绝对服从的愚忠思想。
在政治上与君臣关系相类似的,还有君民关系、官民关系以及官僚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和同僚关系等。关于君民关系,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礼记·缁衣》)。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儒家进步的君民观。
在社会关系中,更普遍的是与广大众人之间的关系。对此,孔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同书《子张》)。普通的众人属于“泛爱”的范围;其中仁者、贤者,则属于“亲”和“尊”的对象。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即使对于同样的仁者或贤者,交情也不可能是等同的。因为人与人之间,性格上会有差别,志趣和爱好上会有同异,接近的机会也有多有少。如果两人之间的性格接近,志趣和爱好相投,接触的机会也较多,那末交情也必然会深一些。于是,就形成了“朋友”这一特殊的人际关系。“朋友”是一种既突破了血缘关系,又不受政治所限制,而又有别于“众人”的一种具有典型性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完全建立于道义的基础之上的。孔子把“朋友”列为五伦之一,是对传统的血缘加政治的宗法制度作了大胆的突破。这对建立和发展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的伦理道德,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孔子认为,以上五类典型的社会关系有其各不相同的性质。例如父子或兄弟之间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而如夫妇是合两姓之好,君臣是服从政治的需要,朋友纯系道义之交,都属于后天的结合。所以,在处理各种关系的态度上,应根据其不同性质而有所区别。因而他给这五类典型的社会关系所规定的不同的权利和义务,都是从人之本性出发而深合人之正常心理的。
二、 “五伦”顺序之演变
“五伦”之间的排列顺序曾有多次演变。孔子从自然发展观和社会发展观的角度对各类人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在《易传·序卦》中作了系统的论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这段话,分明是把男女两性之间的矛盾视为人类最原始、最普遍的基本矛盾,有了男女两性之对立与统一,才繁衍了人类;进而又把夫妇关系视为人类由自然进入社会之后的最原始、最普遍的社会关系,认为从只有“男女”观念发展到具有“夫妇”观念,乃是人类从自然人进化为社会人的重要标志;因为人类在尚未确定夫妇关系的远古时代,知母而不知父,是无所谓父子关系的;直至有了夫妇关系,才有所谓父子、君臣以及上下诸关系的相继产生,才创造了人类社会的文明,故把“夫妇”置于“父子”和“君臣”之前而列为人伦之首。孔子这种从夫妇到父子,再到君臣、上下的排列顺序,是合乎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的。
又据《礼记·哀公问》所载,鲁哀公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答道:“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所载与此相同,唯“君臣严”作“君臣义”。这里,他把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或“君臣义”)三者列为治国的首要问题,并明确地作了排列。接着还认为夫妇间的“爱与敬”是“政之本”,并作了详细的论证。故《礼记·昏义》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论证了“正夫妇”乃为政之本。后来《诗大序》把“正夫妇”看作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就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
又据《论语·学而》载有孔子的高足子夏说的一段话:“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刘宝楠《论语正义》云:“贤贤易色,明夫妇之伦也。”据此,子夏给这几项人伦所作的排列顺序依次是:夫妇,父子,君臣,朋友。这种排列,显然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
由此可知,孔子对于“五伦”的排列顺序是:一夫妇,二父子,三兄弟,四君臣,五朋友。这一排列顺序,既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有其科学的逻辑性。
孟子大力宣扬王道,大概比较重视父子和君臣关系,故把人伦顺序更定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将“夫妇”退居第三而将“父子”列为“五伦”之首,对孔子所定的人伦顺序作了调整。
《中庸》虽传为子思作,实经后儒改动,故在引用孔子回答鲁哀公问政的话时,却把“五达道”的顺序更定为“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这里又把“君臣”提到了首位。这显然是为了适应君主专制制度逐渐确立的形势所作的修正。不过《中庸》仍认为“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则保存了孔子把“夫妇”视为人伦之始的思想。
及至荀子时代,君主专制主义制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适应这一趋势,就把“君臣”定为人伦之首,而把“五伦”的顺序又作了调整。《荀子·王制》云:“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更把“夫妇”退居“兄弟”之后而列为第四了。
秦汉以后,由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进一步发展,后世儒家就一直沿用了荀子所更定的顺序,即:一君臣,二父子,三兄弟,四夫妇,五朋友。显然,这一排列顺序,除了为适应时代而明显突出君权和父权之外,并无学术上的逻辑意义,而且是完全违背孔子之本意的。
纵观“五伦”顺序的演变过程,孔子是根据社会关系自身发展的历程排列“五伦”之顺序的;而《中庸》和孟子、荀子则都是为了适应当时趋向大一统局面的时代需要而加以调整的。故现在讨论五伦思想,仍应遵从孔子所定的顺序。一则因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理应以他所定为准;二则更因为孔子所定的顺序最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三、 “五伦”与“三纲”的本质区别
战国中晚期,各大国的君主集权的专制统治日益发展。为了迎合这一形势,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综合法、术、势三派之长,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极端专制主义的法家统治学说,并成为秦国统一天下所奉行的指导思想。在立论的基础上,韩子受《管子》的人性“自利”和荀子的“性恶论”的影响,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坚持“人性利己”之说,把一切人际关系,都看作是交相利用、冷酷无情的争夺关系,而否认其间的纯真感情和道德性。韩子与荀子的根本分歧,在于荀子虽以性恶立论,但其目的仍在于“化性起伪”,即通过后天的礼义教化而修养为具有道德的人;而韩子则认为人的利己性不可能通过礼义教育以“化性起伪”,而只有依靠“法”的手段来对付。他认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韩非子·难二》),因而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统统看成是互相利用的利害关系。
在君臣关系上,韩子主张“尊主卑臣”,集一切权力在君主一人之手以实现君主专制统治。他一概摈弃儒家的仁义教化,而唯以权势法术是尚,主张用权术手段以驭臣,形成了以高压为手段的专制独裁统治体系。韩子认为君臣关系完全是“官爵”与“死力”的买卖关系。其《难一》篇云:“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子还把人的利欲看成动物的本能。正如其《内储说上》所谓君视臣“犹兽鹿也,惟荐草而就”。这是何等露骨的兽欲论!在《主道》篇提出了“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的极端独裁的权谋统治。这显然是后世“天王圣明,臣罪当诛”说法之所自出。
在人间最亲近的家庭关系中,韩子彻底否定儒家所提倡的夫妇互相敬爱和父慈子孝等道德,而看成是纯粹的利害关系。其《备内》篇云:“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死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六反》篇云:“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袵,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在韩子看来,即使是丈夫与妻妾、父母与子女之间,都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的关系。
基于以上的看法,韩子在人伦方面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关于夫妇、父子、君臣等双方之间基本对等的关系,而从理论上断定了君、父、夫对于臣、子、妻的绝对统治权利,显然是汉儒“三纲”说之所自出。
汉继秦制,大儒董仲舒为了适应汉代大一统专制统治的需要而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口号,但是他对先秦儒学却作了重大的改造。他吸取先秦百家中凡属有利于专制统治的观点使之融合于儒学之中,而把先秦儒学中原本具有的民主精神则加以淡化。在人伦方面,他直接继承法家韩非之说而提出了“三纲”的概念。到班固《白虎通义·三纲六纪》又提出了“三纲”的具体内容:“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这就正式建立了“三纲”说。同书《五行》又说:“臣顺君,子顺父,妻顺夫何法?法地顺天也。”这显然是直接从韩子“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脱胎而来。所以在“三纲”中,片面强调下对上的义务,上对下具有绝对权威,而无所谓责任。这样,汉儒对原始儒家的“五伦”从理论上进行了重大的改造,把本来具有合理性的内容改造成为服务于专制统治的工具。
若将“五伦”与“三纲”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明显区别。先秦儒家的“五伦”,是建立在仁学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因而每“伦”的双方基本上是互相对应的对等关系。其中夫妇关系是互相“爱与敬”,或“夫妇有义”;父子关系是“父慈子孝”或“父子有亲”;兄弟关系是“兄爱弟敬”或“兄友弟恭”;君臣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朋友关系为“朋友有信”。尽管“五伦”的排列顺序为了适应专制制度的强化而有所调整,但其间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一直相沿未变。从中可以看出:无论那一伦,双方都有应尽的义务,从而也相应地保证了对方所应得的权利;而且,双方都有独立的人格,互相尊重,毫无一方对于另一方的绝对服从之意,基本上都是合乎中道和“忠恕”之旨的对等关系,在人格上基本上是平等的。然而汉儒吸取韩非之说所提出的“三纲”,是以法家的绝对专制统治思想作为理论指导的,因而每“纲”的双方变成为上下从属、下对上无条件服从的关系;其中君、父、夫对于臣、子、妻完全是违背中道的极端专制主义的绝对统治关系。
而且,先秦儒家的“五伦”说,还鼓励为子要做“争子”,为臣要做“争臣”。孔子主张“事父母几谏”;孟子则提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甚至还可以兴“弔民伐罪”之师将其推翻;荀子亦言为臣应该“从道不从君”,其中所蕴含的民主精神是很明显的。然而在“三纲”说的影响之下,就开始竭力提倡那种片面要求臣、子、妻的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愚忠、愚孝、愚节思想,误导了整个专制时代,流毒非常深远。两相对比,何啻天渊之别!
由此可见,“五伦”与“三纲”有其本质的区别。故“三纲”的专制观念必须清除,而“五伦”的平等观念值得弘扬。
六、轮值制度
纪念孔子暨学术大会轮值制度
为了进一步确保、规范、有序地召开纪念孔子暨学术交流大会,以传承儒家思想、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制订了各地轮值制度。
一、时间安排
1、每地即乐清、宁海、天台、路桥金清每十年轮值一次;玉环十年两次,温岭十年四次。
2、具体时间,乐清逢6、宁海逢3、天台逢8、路桥金清逢1,玉环(两组)两次逢2、逢7,温岭四次,逢4逢5、逢9逢10。
二、轮值说明
1、会议时间,每年安排在孔子诞辰日前后,会议内容,纪念孔子、学术交流、学会简况等,会议内容、时间研究确定后,均报省儒学学会备案。
2、以浙江省儒学学会浙儒会[2011]1号文《关于联合举办纪念孔子诞辰暨学术讲座大会的批复》精神,由省儒学学会统一主持负责召开,由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协办、组织,由举办地承办、对会议的各项事宜进行具体的负责落实。
三、轮值地负责人
1、玉环小塘组,孔祥辉、孔祥朋;
2、玉环联合组,孔祥许、孔宪辉;
3、宁海组, 孔德仁、孔建维;
4、温岭组, 孔裕良、孔善贵;
5、乐清组, 孔宪塔、孔庆贺;
6、天台组 孔永胜、孔繁盛、孔庆寿、孔小勇;
7、路桥组, 孔繁德、孔祥华、孔小勇、孔繁云;
四、轮值要求
1、会议规模,一般掌握在160人左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可酌情增减;亦可采取分配代表名额的形式参加会议。
2、会议费用,除学术讲课正当开支外,必须厉行节约、勤俭办事,要严格按照联谊会就餐标准接待;经费收入、支出手续健全,账目清楚。
3、保证场地适宜、安静,可靠安全,既有宣传气氛又有和谐的情景。
4、鼓励会员和当地群众努力撰写学习儒学的体会,有能力的撰写学术论文,文字表达有困难的可直接上台口授学习经过或点滴收获,使学术讲座、交流广泛性与多样性。
五、轮值注意事项
1、各轮值地负责人如有变化,必须要物色好接班人选,对积极参与,组织能力强,工作热情高的同志,培养他们到负责人的行例中,保证后继有人、坚强兴旺。
2、新物色的落实人选报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备案记载存档。
3、如果各地要求召开的,可作适当的调整,优先解决。
六、会费收入问题
1、必须依章程缴纳会费,鼓励有能力的会员支助学会。
2、会费按规定每年缴纳,但在十年里其中有六次在外地召开,会费可在温岭逢4、5、逢9、10,一并缴纳,即每届分两次均在温岭缴纳。
七、春节座谈会事宜
1、有自发要求召开春节座谈会,将积极安排,地点也可灵活掌握。
2、会议费用聚会者分担,联谊会适当补助。
八、此制度循环往复,世代相传,未尽事宜由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负责协调解决。
注:2014年4月19日常务理事扩大会议26人于会,此制度以全票通过(未到会的常务理事,经逐个征求意见,均表示同意、支持。),并研究决定今后按此制度实行。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九日
七、2014年工作总结和2015年工作计划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2014年度工作
总结和2015年工作计划
2014年,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在市文广新局的指导、市民政局的监督管理下,积极开展了有关活动,现将主要的工作内容作如下汇报:
一、参加省儒学会二届三次理事扩大会议
2014年4月12日,省儒学会二届三次会议在路桥召开,我们组织了联谊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九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听取了省学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听取了张浚生会长的讲话和各位专家学者的学术报告及经验介绍。会议上点名表扬2013年度在宁海力洋召开的纪念大会,认为其规模隆重、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为我们提供了可参考的方法和经验,让我们很受启发,使我们学会更好地开展活动。省儒学会2013年所做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有目共睹的,《儒学天地》办得有声有色;社会服务、传统文化讲座有点有面;自身要求、组织建设健康有序进行;团体会员单位配合省儒学会活动积极踊跃。
此外,6月20日我们还派员参加省儒学会组织的骨干培训会议,由副会长孔繁德前往学习。
二、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议
2014年4月19日我们在敬业中学会议室召开了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有:汇报了我联谊会2013年度的工作情况;传达了省儒学会二届三次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落实2014年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暨学术报告大会的各项议程,保证务必安排好活动;研究制订了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召开纪念孔子暨学术报告大会的轮值制度,确保纪念大会召开规范、有序。
三、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暨学术报告大会
2014年 9月20日即农历八月廿七日,由浙江省儒学学会主办、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协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暨学术报告会”在温岭市的地标性文化景点——东辉阁上举行。来自宁海、天台、温岭、玉环、路桥、乐清等地的孔子后裔代表共150余人参与了报告会。
会议由浙江省社科院副研究员、省儒学会理事编辑部主任张宏敏博士主持,温岭文广新局副局长陈灵永、民政局社团科科长王永斌莅临会议指导,原省政协文史委副主编汪琴煊、省社科院研究员、省儒学学会常务理事徐儒宗分别在会上讲话,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会长孔春才宣读了祭文,“至圣先师,惟吾始祖。二五六五,诞辰盛日……千古巨人,万世师表。创建儒学,惠及五洲……”。省交通厅原厅长、省文史馆副馆长、《孔子后裔在浙江》一书作者郭学焕为大家作了《孔子后裔在浙江》学术报告。郭学焕从三个方面,即“重要的历史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古今人物”来报告孔子后裔在浙江的事迹。
会上印发了《纪念孔子暨学术大会轮值制度》,此制度规定,由浙江省儒学学会组织、主持召开纪念孔子诞辰暨学术报告活动,每地即乐清、宁海、天台、路桥金清每十年轮值主办活动一次,玉环十年两次,温岭十年四次,具体时间为,乐清为逢6(尾字带6的年份轮到一次)、宁海逢3、天台逢8、路桥金清逢1,玉环(两组)两次逢2、7,温岭四次,逢4逢5、逢9逢10。
在这次大会筹备中值得点赞的是理事孔官清,他不但自始至终、为会议的召开搞好服务,并以身作则带头搬运椅子,连搬运的车费也要坚持自己付,不让学会负担;另外是副会长孔繁德参加省儒学会议、参加省骨干培训会的费用全部由自己负责。
会议各项议程圆满完成,温岭报社、温岭电视台记者分别作了报道和转播。
四、2015年活动计划
1、召开座谈会。春节后,开好几个座谈会,一是物色、征求好联谊会班子的人选和如何加强领导的意见,二是进一步完善轮值制度,加强联络沟通,总结提高。
2、搞好换届选举工作。在五月份、六月份分别召开常务理事会议和理事会议,研究落实联谊会新班子的组成人选,为顺利召开大会做好工作,将务实力有水平的同志充实到领导班子的行列中,使联谊会更有活力和领导能力。
3、认真筹备,召开好纪念孔子诞辰暨换届选举、学术交流大会,抓紧提前召开筹备会议,尽早落实好各项事务,使大会按时隆重召开。
4、努力吸收新会员。将各镇各村热爱传统文化,对先祖孔子有着朴素情感,尽力将他们吸收到学会中来,保持学会年轻有活力的队伍,使学会朝气蓬勃。
5、进一步继续整理好二十年来的论文和其他有关纪念材料,为刊出《纪念孔子》作好文字准备工作,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温岭市纪念孔子联谊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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