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普世性与当代儒学的新形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 光
【内容提要】本文在讨论“普世性价值观”是否可能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儒学的根本精神、基本特性、核心价值观念及其普世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当代儒学新形态——民主仁学的新思维。作者认为，儒学的根本精神是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具有道德主体性、人文性、整体性、实用性、开放性等特性。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四大范畴。民主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以民主仁爱为体，以科技法制为用”，是以多元和谐文化观为指导的文化哲学。
【关键词】普世性儒学 核心价值观 道德人文主义 民主仁学
【作者简介】吴光，1944年10月生。浙江淳安人。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研究重点为儒学、道家与浙江思想文化史。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通讯地址：310025 杭州市省府2号楼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一、“普世性价值观”是否可能？
近年来，一些学者包括国际著名哲学家都在谈论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问题。例如，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就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促成儒家“德行本体伦理”与“现代西方的权利伦理”的“沟通、结合与融合以建立全球伦理”的问题，并提出了他的独特哲学概念——“超融”理论。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杜维明（美国）、刘述先（港台）则一再论述了儒学与非儒学的沟通交流及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的思想，并在理论与行动上“积极参与全球伦理的推动”。那么，所谓普世伦理或普世性价值观是否存在？儒学对于当代或未来世界的“普世伦理”建设可能作出一些什么贡献？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人类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与演变的历史看，无论是宗教的追求还是人文的理想，其实在最高层面（或最高境界）上是共通的，即对于真、善、美的认同与追求。例如，基督教的天国，佛教的净土，柏拉图的理想国，儒家的王道乐土，道教的神仙世界，都是一个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全人类是有共通的普世性价值观的。但在次高层面（中观）上，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传统或不同宗教信仰就出现了价值观念的分歧与差异了。例如，基督教的原罪、佛教的原苦、儒家的原善、道家的原虚，就是差异很大甚至互相对立的价值观。至于具体而微的层面上，就更是水火不容或者风马牛不相及了。例如各种宗教的礼仪风俗，就最能体现其排他性的特色。基督教徒的礼拜仪式与复活节之类，是儒家信徒不屑一顾的；佛教的烧香拜佛、道教的扶乩画符、儒家信徒的祭天、祭祖及其特有的盂兰盆节、中元节、清明节之类，基督徒和穆斯林教徒就都嗤之以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观系统是形形色色的，只要存在着国家民族与宗教、文化传统的差异，全人类就不可能拥有一个统一的普世适用的价值观。
再从当代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看。当今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的大变革时代。在这个大趋势的推动影响之下，文化传播的手段与方式日益多样化、世俗化，不同质文化的相互碰撞、沟通、交流日益频密，从而形成了文化兼融、价值互补的形势，于是产生了价值观念趋同化的趋势。一些原本分属于西方或东方的价值观念，在全球化时代正在打破文化界限和“思想专利”而日益为全人类所普遍认同、普遍接受。例如，根植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根植于东方儒学的仁爱、和谐、诚信等观念，正在成为全人类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一个超越文化差异的普世性价值观是可能的。
综上所述，我的看法是：虽然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系统的价值观体系都是具体的，并且都打上了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因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人类还不会拥有一个统一的普世适用的价值观，但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各民族价值观系统中共同的因素将愈益增多，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将愈益趋同。一些原本起源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或根植于东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全球化时代不再是西方或东方的专利，而成为全人类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因此，所谓“普世伦理”、“普世价值观”的提法是可以成立的。
二、儒学的根本精神与基本特性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儒学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它有哪些特性？对这个问题，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认识。
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代代表人物”的梁漱溟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写作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列举了中国文化的十四个特征，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历久不变底社会，停滞不进底文化”、“家族制度根深蒂固”、“道德气氛特重”（见该书《绪论》），并认为这个社会是“伦理本位底社会”、“以道德代宗教”（见该书第五、六章）。梁氏的这些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相当流行，并且被当时某些理论家用作否定传统、批判儒学的思想武器，从而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论，并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精神概括为“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体系”。
另一方面，梁漱溟又用了很多笔墨来描述蕴育于中国文化的 “伟大的理性力量”，认为这种伟大理性力量就是“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儒家精神，是儒家的“理性至上主义”（见梁书第七章）。这一观点又被后起的新儒家加以发挥，而将儒学精神概括为“中华人文精神”（唐君毅语）。
我是反对将儒学的根本精神概括为“伦理本位主义”的。在我看来，伦理与道德尽管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中国哲学中却是意义不同的两个概念。伦理讲的是外在的人际关系秩序，道德是一种内在于人的心理自觉。如三纲五伦是伦理，仁、义、忠、信、孝、悌，温、良、恭、俭、让等等是道德。儒家固然讲伦理纲常，但最重视的还是修身成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道德人格的完善，而且儒家的伦理纲常（礼）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相应变化的，而儒家的根本道德（仁）虽然不断充实其内涵，其基本精神却是具有永恒性与普世性的。概而言之，儒学的根本精神就是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儒学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有道德的，人生的根本意义和价值，就体现在对理想道德境界与完善人格的不懈追求之中，所以儒学所追求的，首先在于确立道德的主导作用。但儒学的道德理想并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道德空想，而是对人的价值的根本性肯定，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艺术。儒学的道德人文主义，与西方以人权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显然，如果将儒学的根本精神定位在“伦理本位主义”，就可能误导人们只重视外在的伦理秩序和人际关系，而忽略儒学的根本价值所在。而如果将儒学定位为“道德人文主义”，就必然引导人们去发掘儒学的内在价值，指导人们树立道德理想、完善道德人格、关怀人生意义、追求人生幸福，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多元和谐的文明社会。
作为道德人文主义哲学的儒学具有以下五大特性：
首先是道德的主体性。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讲道德之“仁”是人之立于世界的根本依据。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是讲人是有道德、有善性的。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离了道德之“仁”、道德之“义”，人便与禽兽无异。所以，确立道德的主体性是儒学的根本特性。
其次是人文性。儒学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为根本任务，关怀人的生死存亡。马厩失火了，孔子首先问的不是马而是有没有伤人，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体现。儒学重视社会的安定和谐，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成就君子人格。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君子人格；孟子“穷则独善起身，达者兼善天下”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荀子所谓“权力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的君子德操，体现的都是同一种人文精神。
第三是整体性。儒学以整体宏观地把握自然、社会、人生为理性思考的方向。“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观念源远流长。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体现了中国的思想智慧。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块“双鸟舁日”（俗称“双凤朝阳”）的牙雕，鸟是越民族的图腾，太阳代表自然界，它正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思维特色。良渚文化的羽冠、人面、兽身三位一体的玉徽也体现了人与万物一体的思想观念。儒家的大同就是“太和”，是追求最高的和谐境界，即整体和谐。
第四是实用性。儒学的实用性表现为经世致用、修己安人。孔子在回答关于“君子”标准的问题时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后儒讲内圣外王，讲修己治人，讲经世致用，都是要求将道德修养的目的落实到安定民生、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事业之中，而不是空谈道德。可见，儒学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理论。
第五是开放性。这表现为重视兼容和谐、与时俱进，重视开放和变革。儒家认为“文”（文明）与“质”（质朴）的关系是辩证的。一般而言，文明的发展是由简到繁，从野蛮到文明。但文明走向一个更高层次时，往往又变繁为简。就像服装的变革一样，古人从裸体到树叶遮体到粗服便衣到长衫旗袍，直到今天的西装革履，是由简到繁、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但后来，人们感到长衫不便，于是改穿短褂，现在，许多人又嫌穿西装打领带麻烦，而喜欢穿T恤或休闲装了。这是应时变化，取其简便。又如汉字的演变，经历了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的过程，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现在许多简化字，其实可以从甲骨文、金文或竹简、帛书中找到。可见由简到繁固然是文明的进步，但有时候，简化却是文明发展的更高层次。儒学就是抱持文明进化的历史观看待历史的，先儒所谓“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正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历史观。
三、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及其普世性
如上所述，儒学的根本精神并非伦理本位主义，而在于其“以德为体，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那么，构成这一根本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什么呢？
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经过历代大儒的阐明与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儒家价值观的观念体系，这个观念体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想家那里表述不尽相同，强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其核心价值观念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提出并确立起来。
例如在孔子那里，谈得最多的是仁与礼，但也多次论及义、知、圣、和、忠、恕、敬、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中庸等价值观念。孟子讲得最多的是仁、义、礼、智，但也多次阐述了恻隐、恭敬、辞让、善恶、诚信、良知、民贵君轻等价值观念。而自汉唐至明清长达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里，基本上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三纲五常”，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仁义礼智信”。然而在君主专制社会里，实际上只注重于贯彻“三纲”，而没有真正地落实过“五常”之道。
经过近百年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批判旧文化”之后，人们对儒学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彻底的审查与反思，进行了一番“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辨别”工作。但儒学中真正精华的东西是什么？现在大多数人还是不甚了了。且不说那些自封是“坚定马克思主义者”而把新儒学说成“文化保守主义”必欲“绝其道”而后快却不知儒学“精华”为何物的人，就连某些自以为是“新儒家”的人，也不甚了解儒学“精华”到底是什么，而在那里大喊“三纲五常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奢谈什么“以纲常伦理为中心”的“儒家伦理”，却不了解伦理与道德是有根本区别、传统儒学的“纲”与“常”也是有本质区别的。
那么在儒学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中，那些观念是最核心、最重要的呢？在我看来，就是仁爱、和谐、诚信、中庸这四大范畴。
所谓“仁爱”，按照孔子、孟子的说法，就是“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强调人的道德自觉、普遍的“仁民爱物”精神，由此而发展出从民本走向民主的人文精神。像明清之际文学家张岱说的“予夺之权，自民主之”，像同时代的思想家黄宗羲说的“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思想，就是孔孟以来传统儒家“仁爱”精神的发扬光大，是传统爱民、重民、民本思想向民主思想的初步转型，是朴素民主思想的早期体现。
“和谐”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的共生、共处、共荣的精神。这是对人类社会理想境界的追求，是人类永续性发展的生态需要。《礼记·礼运》宣传的“大同”理想，实质上是提倡“多元和谐”的“太和”社会理想。因为儒家一向是重视“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所谓“太和”，就是最高的和谐境界。正如《礼记·中庸》所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诚信”体现了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和守信、守礼、守法的精神。“诚”指的是真实无妄，“信”就是守这个“诚”。儒家历来以“诚”为道德之本、行为之源，而以“信”为德目之一，并且重视“诚信”的实践，强调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诚信”之德，对个人而言是立身之本，对企事业而言是立业之本，对国家而言是立国之本。“民无信不立”，指的就是当政者要取信于民，才能成就大业。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实事疾妄”命题就是典型的实事求是、批判虚妄的诚信思想。
所谓“中庸”，其实就是“用中”，即推行“中道”，强调的是不走极端，体现了公正、务实、协调的精神。这种思想极为高明，是一种辩证的、和谐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
儒家价值观体系中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这些核心价值观念，是经过数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它们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正日益显示出其积极的教化作用。
然而，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都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一些现代社会的通病：现代人类一方面享受着科技文明的成果，但现代科技的发展，又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例如，现代工业（特别是石化业、汽车业和塑料业）的迅速发展和废气排放的猛增造成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生态失衡、交通瘫痪、能源耗竭等严重问题，也直接或间接危害到人类的健康；物质生活富裕的另一面是享乐主义、人欲横流；市场竞争的另一面是拜金主义泛滥、人际关系的冷漠紧张与人性的扭曲和沉沦；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另一面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滋长，以及道德伦理的沦丧。这种种弊病如何解决？依靠科学与法制，虽然可以解决某些具体问题，但却不能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俗话说“心病还需心药医”，精神层面的东西需要精神的处方去医治。
在医治现代社会的弊病特别是现代社会的精神疾病方面，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提供了很好的精神资源。例如，儒家的“仁爱”观念教育人们要懂得自爱与爱人，教育执政者要爱民、忧民，施行仁政，这是有利于现代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的；儒学的和谐观念教育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人与社会的群体和谐以及人自身的道德和谐，这对保护自然资源、平衡天人关系、协调人际关系、化解各种天灾人祸及矛盾冲突无疑是精神的良方；儒学的诚信观念教育人们求真务实、坚守道义、信守承诺，这是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与法治社会的道德基础；儒家的中庸观念教育人们坚守中道、不走极端，这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以及个人的安身立命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总之，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对于促进现代社会的良性发展、建立多元和谐的世界新秩序将能起到重要作用。这恰恰体现了儒学核心价值观念的普世性与现代性。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价值观，现代世界正需要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价值观念得到广泛的普及与应用。
四、儒学新形态——民主仁学的创新思维
诚如上述，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具有普世性价值，并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然而，传统儒学作为一种思想模式和理论体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了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与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严重挑战与思想批判，暴露了它在人文领域过分崇尚道德权威和纲常名教的局限性，这就迫使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儒家思想家们对儒学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进行全面的审思，并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转型与创新。这项转型与创新工作是从康有为、谭嗣同建立变法维新的新仁学开始，而为现代与当代新儒家所继承与发展。其基本特色是以儒家道德人文主义为基础，引进非儒学（主要是西学）的思想资源以充实与改造传统儒学的理论体系。谭嗣同“融古今中外思想于一炉”的尝试，马一浮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新经学理论，冯友兰“接着讲”宋明理学的“概念游戏”，牟宗三“本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坎陷”，杜维明的“文明对话”理论，成中英的新本体诠释学，等等，都是儒学现代转型中“援西学入儒”或致力于“西儒对话”的理论创新尝试。
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传统儒学及其核心价值观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融入现代社会并发挥其指导作用，而必须进行根本性的理论改造与转型，其用要变，其体也得变，既要变器，也要变道，应当成为适应全球化潮流、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新体新用的新儒学。这个新体新用的新儒学的发展方向，在我看来已不再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理气心性之学，也不是“中体西用”或“本内圣开出新外王”式的变用不变体的“现代新儒学”，而应当是融合了中西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新体新用新儒学——民主仁学。
民主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在这个新仁学思想模式中，传统儒学的等差式仁爱观念转型为以人为本、主权在民、人人相爱的“民主仁爱”观念，它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核心价值观，而科技文明的新成果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人们的社会生活将遵循着法制轨道有序地发展进步。
在民主仁学的思想模式中，“民主仁爱”是根本之体。民主的根本属性是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承认人民对于自身生存发展的主宰权和自决权，它首先是一种价值观，而社会政治层面的民主制度乃是在民主价值观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可操作性制度。所以，民主属于道之“体”，而不仅仅是道之“用”。而传统儒学的道体是“仁”，“仁”的根本属性是人本与爱人，即承认人的尊严与权利，提倡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显然，儒家传统的仁爱与西方传统的民主都具有普世性，它们完全可以从交集走向融合。尤其是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将儒学的道体创造性地改造为“民主仁爱”之体，应是顺理成章的事。而经过改造更新的新仁学的道体之“仁”，不仅是万物一体之仁，而且是普遍和谐之仁，自由民主之仁，尊重他人之仁了。再从制度之用而言，现代社会是科技造福人类、社会高度法治的社会。民主仁爱的价值观为科技的发展、法制的建立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科技的发展、法制的建设则更能体现“民主仁爱”价值观的伟大作用，所以，新儒学的“民主仁爱”之体必然是以“科技法制”为用的。
民主仁学也具有与传统儒学所具有的基本特性，但它较之传统儒学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在“民主仁学”的理论架构中，“民主仁爱”并非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外王之用”的制度，而首先是一种人生的、社会的价值观，一种根本性的精神，一种普遍的道德理性，简言之是道之本体。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那点东西。所以，道德理性是民主仁学的根本特性。其次是人文性，这是对传统儒学人文精神的继承。民主仁学的终极关怀，是人的生死存亡，它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为根本任务，十分重视社会的安定和谐，重视人民的安康幸福。所以，它是一种人文哲学，是哲学的人学。第三是实用性。民主仁学固然重视道德修养的实践，但尤其重视发展民主、改善民生的社会实践，特别重视学术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的指导性作用，这就是儒学“经世致用”的特性。第四是开放性，即坚持多元和谐、改革开放的特性。民主仁学的文化观是坚持“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谐文化观，因此，它是一种继承传统、服务现实、面向未来的新儒学，是以多元和谐文化观为指导的文化哲学。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背景下复杂多变的时代。新的时代需要与时俱进的新儒学。我认为，“以民主仁爱为体，以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将能够担负起沟通中西、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的使命。当然，我们在肯定当代新儒学前景光明的同时，应当给予当代新儒学以正确定位：以“民主仁学”形态存在的儒学新型态，只能扮演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道德人文主义的角色，它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人类素质的全面提升、人类的永续性发展，将起一种社会稳压器和人类精神调节器的作用，而并非一个可以“包打天下”的全能武器，也非可以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那种试图“以儒学包打天下”、主张“东风压倒西风”或“中国文化世纪论”的一元化思维方式，是有害无益的僵化思维方式，因而是不足取的。
（本文初稿写于2007年5月，改定于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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