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义与儒家的义利观
孔祥林
2011年9月24日
孔子义的意義，
《说文》解释说：“己之威义也，从我从羊”，它的本义是仪表的仪，后来被借用为合理，而仪表的仪就在左边加了个“亻”部。其理由，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北宫文子的话说：“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而谓之义”，并引董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谓仁必及人，义必由中断制也。从羊者，与善美同义”，仁一定涉及他人，而义由自己的内心来判断、决断。
义的意义是什么呢？孔子说：“义者，宜也”（《中庸》），义就是合理。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为比”（《论语·里仁》），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怎么做，也没有规定不怎么做，怎么合理就怎么做，一切事情以合理为最高原则。
在伦理学中，义由表示合理性，合理的事情，合理的行为，合理的状态，进一步引申为正确的道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道义。
义是孔子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论语》中共出现24次，涉及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等各方面。
孔子非常推崇义，受孔子的影响，历来人们也非常推崇义，在儒家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五常（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都有它的位置。
在修身方面，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因此主张“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作为理想人格的君子应该懂得义，应该以义为可贵，以义为原则，一切行动都要考虑是否合乎义，不能做有害于义的事情。
孔子主张要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就要以忠信为中心，使自己的行为以义为转移。子张问如何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孔子回答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孔子自己也将闻义而徙作为自己品德修行的内容之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品德不修养，学问不讲习，听到义不能迁而从之，不对的地方不能改正，这是孔子所忧虑的。
孔子对君子的要求很高，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见到好处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义，取得是否合理，这是君子的标准之一。
一个人即使达不到君子的标准，也要做一个成人，德行全面的人。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人。孔子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一个成人，必须像臧武仲那样有智慧，像孟公绰那样清心寡欲，像卞庄子那样勇敢，像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加上礼乐文采，就可以成为成人了。孔子可能认为标准太高了，停了一会，他又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现在的成人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如果能够见利思义，遇到危险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长久处在穷困的生活之中能够不忘记自己的诺言，也可以说是成人了。一个德行全面的人必须做到见利思义，见到利益首先考虑是否符合义。
在政治方面，孔子主张管理者要崇尚义。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管理者崇尚义人民就不敢不服从，崇尚礼人民就不敢不严肃认真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崇尚信人民就不敢不尽自己的本分。崇尚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之一，人民自觉服从管理了，就会严肃认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去尽自己的本分。管理者推行自己的主张要依义而行，“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管理者使用人民要符合义。孔子评价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子产日常行为端庄恭谨，服事国君严肃认真，教养人民多给恩惠，使用人民符合道义。
作为一个管理者要“质直而好义”。子张问孔子一个人怎样做才能称作达，孔子问达是什么意思，子张说“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在国家做官一定有名望，在大夫家做事要一定有名望。孔子说“是闻也，非达也”，这只能叫做闻，不能叫做达。“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颜渊》）。通达的管理者要正直好义，要善于分析他人的言语，观察他人的脸色，考虑事情时要对人谦让，这样在国家做官就一定能事事顺达，在大夫家做事也一定能事事通达。
义作为社会伦理也反映在君臣关系中。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子路掉了队，遇到荷蓧上人，就向他打听，“子见夫子乎？”丈人回答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放下手杖就去锄草。子路知道他是一位隐者，对其评价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为国家服务是每个人的义务，自己追求洁身自好，而不去为国家服务就违背了义。为国家服务，这就是君臣大义。
孔子提倡将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准则。主张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面对不合乎义的富贵要毫不动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人们要见义而为，“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子路问君子“君子尚勇乎？”孔子告诉他：“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义左右着勇敢的善恶。勇敢虽然是美德，但这种品德只有符合“义”的行为准则是才是善的，即使是君子，无义而勇，只会添乱，小人无义而勇那就更可怕了，就会成为强盗。
孔子提倡严守信用，但并不主张一味死守信用，不分青红皂白地去兑现自己的诺言。他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一定要言必信，行必果，那就是顽固不化的小人。孔子没有说明一定要言必信、行必果是顽固不化小人的原因，弟子有若的一句话可以作为孔子的补充，那就是“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学而》），对自己的诺言要进行具体分析，只有符合义的诺言才能去兑现，不分是非地去兑现自己的诺言是不可取的。
孔子及后儒的义利观
谈到义，就不能不谈一谈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因为孔子以后，义和利的关系成为后代思想家们关于道德行为和功利关系争辩的一个重要论题。
孔子推崇义，提倡义，但并不反对利。孔子承认，富贵是人的共同愿望，“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是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们就不要去享用。“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贫穷和下贱都是人人所厌恶的，如果不能用正当的方法去掉它们就不要去改变。富贵的获取，贫贱的抛弃，都必须合乎仁德。“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里仁》）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时一刻都不能抛弃仁德，在仓促匆忙的时候一定要与仁德同在，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要一定与仁德同在。
孔子并不讳言追求财富，他说“富而可求也，谁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如果富有是可以追求到的，就是当一个执鞭子的人我也可以干。古代执鞭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天子或者诸侯出入时在前面清路警戒的人，这种人在队伍的前面挥舞鞭子，鞭子的响声让路上的行人赶紧躲开；另一种就是市场的守门人，手执皮鞭来维持秩序。这两种人都不是高贵的人，但是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报酬，属于自食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当然这两种人是不会富有的，所以孔子说“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这样的工作不能富有，那我还是干我喜欢干的事情吧！
孔子不反对利，而是要求人们用义来控制利。他一再强调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受孔子的影响，他的弟子子张也主张“见得思义”，就是要求人们在利益面前首先要用义为标准来分析利，衡量利，考虑取利是否合乎义。当利合乎义的时候孔子就并不排斥利，“义然后取”，只要合乎义，利是应该要的。当义与利两者冲突时，孔子主张取义舍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认为，只有合乎义，贫贱之中仍然是有快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这就是贫而乐道。总的来看，孔子是主张以义来节制求利的欲望，孔子的义利观是正确的。
在义利观方面，孟子基本坚持了孔子的观点。万章问孟子说：有人说伊尹亲自切肉做菜，以便求助于商汤，有这么一回事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伊尹在有莘之野种庄稼，以尧、舜之道为乐。“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如果不合义，不合道，纵使用天下的所用财富作为他的俸禄，他都不回头看一下；纵使有四千匹骏马拴在那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如果不合乎义，不合乎道，他一点都不给予别人，一点也不取于人。（《孟子·万章上》）孟子所赞扬的伊尹与孔子主张的见利思义是一致的，与孔子所主张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相同的。
但孟子在见梁惠王时的谈论就有了重义忽利、忽视利的倾向。
梁惠王见到孟子就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对我的国家会很有利吧？孟子回答说：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如果大王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封地，士子和老百姓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个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举国上下互相追逐私利国家就很危险了。孟子还举例子说：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杀死国君的一定是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杀死国君的一定是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有一千辆兵车，在一个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有一百辆兵车，他们的产业不能不说是很多了，但是，如果轻公义，重私利，大夫们不把国君的财富夺去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孟子接着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也从来没有讲“义”的人怠慢他的国君的。所以大王只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孟子这样说虽然是为了强调仁义的重要性，但也显示出孟子已经有了忽视利的倾向。
荀子主张用义战胜利。他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胜义者为乱世”，将义战胜利和利战胜义作为治世和乱世的标准。荀子虽然推崇义，但他还允许利的存在，基本还是延续了孔子的观点。
汉代董仲舒比较左，他主张义不谋利。他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要追求义，不要去谋求利；要追求道，不要考虑功效。他的观点很像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挂帅，只考虑政治就行了，不要去考虑经济，不要去考虑生产。
宋代理学家邵雍主张尚义贬利，要崇尚义，推崇义，要贬抑利，压制利。他说“尚义必让，君子道长；尚利必争，小人道行”。人们崇尚义，社会就会礼让成风，君子之道就能得到推行，得到发展；人们崇尚利，社会就会你争我夺，小人之道就会风行于世。“尚利则乱，尚义则治”，崇尚利，社会就会大乱，成为乱世；崇尚义，社会才会安定，成为治世。邵雍的观点与荀子的观点比较接近，允许利存在，但不能崇尚利，他还没有完全违背孔子的观点。
宋代理学家程颢认为人不能没有利，没有利人就不能生存，因此他主张利不妨义，可以与义并存。“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妨义耳。乃若惟利是辩，则忘义也，故罕言”，圣人对于利，不能一点也不考虑，只要利不妨害义就行了。如果惟利是辩，只追求利，那就容易忘掉义，所以孔子很少谈论利。程颢的观点最接近于孔子。
在义和礼的关系上，最左的是宋代的朱熹。朱熹不但极力推崇董仲舒的观点，而且将义和礼作为天理和人欲来看待。他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义就是天理，利就是人欲，人的欲望。“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仁义是人所固有的品德，是天理之公，利生于人心，是人欲之私。虽然朱熹也主张要以义制利，也主张“正其义则利自在”，如果端正了义，利自然就存在，就有了，这很像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挂帅的理论，政治挂帅，生产就自然上去了。但是利被朱熹指责为人欲之私，而他是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利还能存在吗？
从上述分析看，孔子是重义轻利的，荀子、邵雍、程颢都基本坚持了孔子的观点；孟子已经有了重义忽利的苗头，董仲舒有所发展，到朱熹发展到极致。
明亡后，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明朝灭亡的原因时都将道学家鼓吹的重义忽利当作主要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就继承了朱熹极左的观点，要很斗私心一闪念，当然，对中国的经济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在当代社会中，我们应该正确对待义和利的关系，那就是要重义，但不要忽视利，更不要片面追求利，重利轻义，见利忘义。
在当代社会中，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的现象比较普遍，坑蒙拐骗，造假卖假，为了追求利益，甚至不顾他人的健康，在食品里面添加有害物质，假酒，假药，有毒奶粉，地沟油，有害食品层出不穷。要纠正当前社会中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的弊端，有必要提倡孔子的“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求利不要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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