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看西方创世说：
用古希伯莱文撰述、公元前1世纪成书的《旧约全书》与用古希腊文撰述、公元1世纪成书的《新约全书》合在一处的《新旧约全书》，在翻译成汉语方块字时，被译作《圣经》。
《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一章载：最初，耶和华神灵运行在水面上，看到一片混沌黑暗，于是第一日造了光，区分了白昼和暗夜。第二日造了空气，并称空气为天。第三日造了陆地和旱地上的青草、菜蔬、树木，并使天下的水都聚积一处成了海洋。第四日造了太阳、月亮两个大光和众多的星星。第五日造了飞在空中的雀鸟、海里的大鱼和水中各种各样的生物。第六日造了地上的牲畜、昆虫、野兽，并将青草赐给牠们作食物；神还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将菜蔬和树果赐给人作食物，还将大地、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都交给人管理。第七日，因为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因之第七日就被神称作“圣日”，即安息日。
《圣经》的创世说向人们传递了许多信息。最主要的是以下三条：1、地球及地上的一切都是耶和华神，即唯一的创世主创造出来的。2、耶和华神将他创造的地球及其上面的一切都交由与神订过誓约的人来管理。3、神的工作节律是工作六天然后在第七日休息。
《圣经》里的内容被基督教徒虔诚信奉与遵守，因此，基督教就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一神教，圣父、圣母和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也因此，基督教徒常以“世间管理者”的优越感傲视世间的一切和非基督教徒，并将“一已个体”与神关联的内容深隐在自己的语言文字中。至于神的工作节律，则现在不止是基督教徒，而是几乎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在按照这个节律来工作和休息。
4世纪末，古罗马基督教理论家圣·奥古斯丁综合《圣经》创世说中的信息，提出“双城论”理论。即认为宇宙间一直存在着“耶和华神之城”和“世人之城”两座城池，而世人之城的一切活动皆受耶和华神之城主宰。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同样综合《圣经》创世说中的信息，提出“单子论”理论，认为人间世界是由理性单子、灵魂单子、低级单子等等诸多单子组成，因这些单子的活动都是耶和华神在创世时已经规定好了的，故而人世间才有了和谐与秩序。据此，今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主任安乐哲便给我们勾勒出了西方文化“一多二元”的特质。“一多二元”中的“一”是唯一至高无尚的耶和华神，“多”指耶和华神创造出的、包括人类在内的世间万事万物，“二元”则表明耶和华神与他创造出的世间万事万物系非同在一个层面的对立关系，即“一”具超脱于“多”的神圣地位，天上的“一”统帅着地球上的“多”，以决定世间秩序。地上的“多”仅只服从天上“一”的指挥。而“多”，即包括人类在内的世间万事万物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或联系的。
*
再来看我国的创世说：
民间广传着“三皇”创世说，但倒底是哪三位“皇”创立了世界？则众说纷耘。在最有代表性的七种说法里，大家最为认可的“三皇”却又都属于人文始祖。我们觉得，创世说的起源还应该追溯得更早。
在被三国时期（220年—280年）吴国人徐整记录在《三五历记》里的盘古开天创世故事这样说：
酣睡在一团混沌中的盘古醒来，随手抓过大斧一挥，周围轻而清的东西立刻上升为天，重而浊的东西便下降变作地。盘古怕它们相接合拢，便挺身站在天地之间将二者撑开。因站立过久，盘古累极倒地而亡，他呼出的最后一口气变成了风云，吐出的最后一声变为雷鸣；左眼变作太阳，右眼变作月亮，眼中泪水化为繁星，头颅与四肢化作五岳，肌肉变成田土，毛发变成草原和森林，牙齿和骨骼变作金属、玉石，筋脉变成道路，血液和汗水变作江河湖泊。他的双乳化为女娲，阳根化为伏羲。
（上为金陵觉悟斋藏汉画像石《盘古开天地图》拓片）
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史籀篇》讲的女娲创世造人故事说，女娲看到大地洪荒、了无生机，就试着按照自己的形象捏黄土塑成人形，后因捏塑时长手累，便扯起沾满泥浆的藤条一甩，甩出的泥点竟也都化作了人；人形积聚多了就构成了人类社会。后来，因为共工氏怒触不周山致使天体倾塌祸及人类，女娲就赶紧采集了大批五彩巨石炼为石浆用以修补天体塌圮之处；就在天体即将被修复补齐之际，女娲却因忙累过度气绝身亡。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座楚墓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绢帛残片上写着的伏羲创世故事。故事说，伏羲见地上初民生计维艰，便先教其捕鱼狩猎、使之温饱，后又创制太极八卦、发明文字，开启民智，引领人类摆脱了蒙昧。
可见中华民族的创世说是先有盘古开创了自然地理环境，再有女娲造出了人类世界，伏羲紧接其后授人渔猎之法、并创制太极八卦、发明文字，使人类社会走向文明。也就是说，在中国百姓的观念深处，是盘古、女娲、伏羲三位亦神亦人的英雄接力承续，共同完善并完成了创世的全过程，而这三位创世者甘于承接前人、聚合整体之力成就大业及其无私奉献的崇高作为则化作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数千年来一直滋养着每位中国人的身心。
可见，中国百姓尊崇的创世者是三位。在最早的方块汉字甲骨文中，就已将“三”人引申为“众”、为“多”。据此，有人以“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推理，认为中国的创世说中只有整体而无个体，即只有“多”而无“一”。其实，中国创世说中也是有“一”的。如老子就在《道德经》四十二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这句话中的“道”与“一”并非二义，而是在强调“道”是宇宙间的唯一或独一无二的，说白了，老子口中的“道”指的就是“一”。世间众“多”的万事万物归根结底都是由这个“道”即“一”生发出来的。与西方高于天穹的“一”造就了地上的“多”不同，中国的“道”与它所生发出的万事万物并没有分化成彼此对立的两个层面，因为“道”虽生成万物但未脱离万物，亦即“道”中含有“万物”、“万物”中的每一事物内亦暗含有“道”。据此，哲学家唐君毅才有了“中国过程性宇宙观的一个普遍特征（特质）是‘一多不分’观”的论断，因而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一多不分”特点。
所谓“过程性宇宙观”是指说中国人特有的“变易”观念。西方创世说认为神造好了天，天体就一直保持着被造出时的模样而毫无变化；而在中国的创世说中，被盘古创造出的天可以被共工氏触碰的不周山冲撞塌陷，也可以被女娲炼出的五彩石浆修补完整。这就是“天”在这一时段中的变易。可见西方人的以线性思维看待世界，与中国人认为世界一直处于变化的观念都是自此而始的。
这样，从中西创世说的比较中，我们已可感知到中、西文化的巨大不同。笔者逮于学力，很难再作深入开掘。因此建议中西文化的研究者们，能从中西双方创世说的这一视角继续探讨下去，以期获得更多可喜的成果。
——2020年3月1日初稿于禁足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