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采取“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是孔子大力倡导的。因为中庸是天下正道，天下定理。《尚书·洪范》说的：“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中国的文化就有两重性，既出自“全球性”的文化格局，深受欧美强势文化的影响，又深嵌在中国的特殊的当代的环境中，自有其特别的政治、经济、文化含义。不能只看到“相同”，或者只看到“差异”，要么全盘接受现实，不然就想要回到过去的判断方式。我们必须从多样的角度去理解“全球性”和“现代化”，以更复杂的态度看待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彻底破除机械两分的思维习性。
四、激发全社会对真理的强烈渴望。《先进》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如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而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表示出：孔子对现实呈现出一副专意批判的严峻的面容，在这峻急的神色背后，却腾涌着对诗意和美好的感动，跳跃着一颗充满生气和爱意的心灵。而这是从人们充分发表意见中澄清出来的美果。所以我们可以从今日全球文化生活中不断发现真正的创造性、多样性、深度和美，深深地浸入其中，不断地滋养和充实自己，远离那最终变质的历史窠臼的关键前提。因为全球和中国文化生活中，依然有多样的生机，在混乱中勃勃跳动，有四散的深意，在大堆枯枝败叶中灼灼闪亮。这就需要冷静的耐心，将湮埋的光辉释放出来，自己也将与之一同成形。这是社会自我拯救，创造优异文化的一种方式。所以“和而不同”的“不同”不是消极的，通过“不同”而达到“和”。
五、对庸世的超越精神。《易·乾》：“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里指的大人，已成为道的化身，从肉身小我欲念中解脱出来，入于“大道之流”。《微子》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 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从避世的耕者的批评中得出一个结论，他不能避世而与鸟兽为伍，他决心改造这个社会。超越精神太需要了。如果我们不能从庸世的“钱捞到就是自己的”、“金钱万能”、“有权就有了一切”、“用武力解决一切”、市场崇拜……等的生活价值，作有效的超越，没有呈现出超越这些之上的价值的魅力，没有迥异于时尚的理解，就不能超越“全球化”格局所限定的思想空间；没有自己广阔的充沛的想象力，就不能深入分析人类的历史和中国的现代历史；不理睬生活中被压抑的新鲜事物，就根本摇撼不了正日益流行的“现代化”迷信；不能超越机械的两分思维方式，就不能对生活的多样、复杂性质有丰富的感受和把握。警醒人们去跳出“现代化陷阱”，这就需要象孔子那样的强有力的内心底蕴的支撑。这是对“不同”的超越，从“不同”超越到“和”。
六、促进科学知识的进步。“不同”、差异是知识合作从而促进知识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精华，又提出了自己的与之有异的哲学理论，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爱因斯坦在牛顿的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科学理论：“相对论”。孔子拜老子为师，吸收了老子哲学的精粹，又提出了与其出世的理论相异的入世的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状态冻结了，学术就很少进步了。所以，“一家独鸣”、“一花独放”，就没有了万紫千红的春天，学术上也是气息奄奄了。异质文化相互碰撞、吸收、融合，就产生新质文化。周太史史伯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同而无异，便会产生这情况：“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只有不同质的事物相济相合，才能生成新事物，且促进事物的成长和健康发展。所以世界各国的科学、文化需要不断交流，取长补短，人类才能进步。所以，“君子以同而异”(《易·睽》)。
七、“和而不同”的灵魂是人本主义。《学而》说的：“礼之用，和为贵”，按礼制来治理国家，其最可贵的作用，就是恰当地调和人民大众的各种矛盾，使各种意见能互相协调，取长补短，和平共处，不以多数压倒少数，更不以暴力压服弱者。因为真理不是由人数多寡决定的，更不以暴力来决定的，而是从“和”中产生。孟子说的“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是指出人民自由发表各种意见的重要性，把这事提高到治国的大道上来。这是合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这就是求大同而存小异。这个“同”就是“和”，“异”就是“不同”。从“异”达到“同”。《尚书·尧典》说的“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易·同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即人与人有相同之处，广泛和同，才能使事业亨通发达，才有利于克服困难。许多合乎理性的学说平等互竞，自由发展，是合理的社会理念存在的动力和前提。也是经济、文化发展的条件，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同异是一对矛盾，双方互为存在。“于异而能同”(《易·外传》)，“非同则不能异”(《张子正蒙注》)。两者相反相成，这是“和而不同”的人本主义的要义。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国家， 并不具有单一的文化，而是应当成为一个促进各种文化融合的大熔炉。它所逐渐形成的自由制度，可以使习俗、活力、创造性上各有所长的不同群体，相互传播他们的优点，扩大人们观察生活的视野，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可以由此得到促进。直到二十世纪，西方才将民主的概念确立为在任何国家以及国际之间都适用的“常规”的形式。而在中国，在二千多年之前就提出这个伟大的概念。“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民主是自然赋予的。所以，只有通过民主的道路，才能使东西方文化得到很好的沟通、交流，从而使人类的文化得到发展。同时，由于现在世界相互依存空前加强，如环境污染和民族冲突，需要国际社会站在彼此公正和中立的立场上去解决，这就需要高度的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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