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苑.至公>〉这四条为政原则无疑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儒家之所以反复强调一个“公字”,严明公私之辨,就在于公而无私的公是公正,出于心才会确保公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吕氏春秋.贵公>篇指出:“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见解，把“公天下”与“天下平”的关系揭示得清清楚楚。
社会公正的内涵丰富，但其最根本的含义有两层：一是平等地看待或对待社会成员，消除歧视，给予社会成员以人格上的尊重；二是合理地划分社会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据此分配社会资源。做到了这两方面的公正廉明，就能够实现社会和谐。
儒家主张人性善，做到人的天性相近，都含有成贤成圣的潜质。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都表达了这层意思。这说明儒家认为人性是平等的。对于现实中的人，儒家同样主张人我平等。儒家伦理思想的方法论原则是推己及人，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样一种推己及人，其前提是承认人已平等。子夏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春秋公羊学认为“著治太平，---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都表达了一种平等的理念。
既然人与人是平等的，每个人在社会上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是平等的，由此占有的社会资源同样应该是大致均等的。这是贯彻公正的原则必然得出的结论。
权利和义务平等，主要是意味着参与的机会平等，一切机会向一切人开放，人人可以公开、公正地竞争参与的机会。为政人才的选拔必须合乎公平、正义的原则。这和儒家主张打破官员世袭制、要求“选贤与能”的政治诉求是一致的。人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是与其社会地位、身份密切相关的。儒家在理论上承认人人平等回到现实，又承认人的社会差异，包括占有社会资源的差异。儒家认为人们占有社会资源的差异有一个“度”，必须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在这个“度”以内，不能使其任意扩大。这个“度”，可以上不封顶，比如，天子可以富有四海；但是，对下面而言，却必须有一个底线，此即孟子说的“黎明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下》），否则的话，穷困大众饥寒交迫，必会揭竿而起，走上反抗的道路。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孔子才说:“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孔子标举一个“均”字，认为社会财富的分配应该贯彻“均”的原则，不能搞贫富悬殊。实际上、有国有家者的为政艺术全在于掌握这个资源分配的“度”。过了这个“度”，贫富悬殊，会导致社会不安定；不及这个“度”，几无贫富差别，形成平均主义，缺乏激励机制，也会丢失发展的动力。而掌握资源分配的“度”，要害在于公平、公正。汉初著名丞相陈平早年担任“社宰”，主持分肉食，以公道、均平而深得乡里父老称善。陈平叹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史记.陈丞相世家》）陈平以小见大，对于治国平天下之理有很深的领悟。
二、和谐社会是讲礼义、守秩序的社会
构建并维系和谐社会，礼是必不可少的。《论语》首篇即讲“礼之用，和为贵”，点明了礼的应用是营造和谐的关健所在。礼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在孔子、孟子、荀子三大儒的时代，礼是典章制度、行为规范、生活仪则的总称。在儒家看来，礼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圣人制定的。圣人的道德、智慧非凡人可比，圣人制礼作乐，也不是独出心裁，而是取法天道，，参照人情，斟酌筹划，为人类社会安排秩序、制定规则。就此而言，礼具有圣人和天道两方面的根源性，应该是最佳的秩序安排或制度安排。事实上，礼的确具有无可质疑的合法性，此一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它与天道、人情的若合符节，这是礼所蕴含的根本精神。至于礼的一些繁文缛节，则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损益。孔子和儒家并不认为礼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持一种相当通达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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