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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礼之用，和为贵”，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礼应用于制度安排上。顺乎天、应乎人的社会制度，是营造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孔子时代的社会制度，儒家常常概括称之为“礼乐刑政”，而礼为之纲。纲举目张，礼作用尤其重要。《礼记乐记》在谈到礼乐刑政的功能时，总而言之曰：“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分别言之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儒家所讲的王道，就其政治内涵而言，是指德治仁政。统治者为政以德，以身作则对内仁民爱物，厚施薄敛，为民制产，让民众过上“养生丧死无憾”的生活；对外反对以力服人，主张以德服人，此即孔子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这样一种王道政治，因为有良好的社会制度为之保障，才能够营造出上下同心、德被四方的和谐局面来。
（二）礼应用于名分的划分上，名分指人的名位与身份。在传统社会，名分是划分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依据，更是形成社会等级秩序的基本要素。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名分，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安分守己，不僭越，不争夺，就会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正是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因此，“正名”或者“辨名分”就显得很重要。孔子有一个著名的“正名”论，认为治国必先“正名”（《论语 子路》），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有各的名分，此名分必须与其所指相符合，否则，名不副实，名实淆乱，就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礼的作用之一是“辨异”，即分辨清楚一个人的名分及其所附带的东西，荀子认为，每个人的欲求都有一个“度量分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 礼论》）。制礼义就是为了划定这个“度量分界”，以制止人们的无序之争。所以荀子强调：“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当然，也要看到，儒家论礼的“辨异功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是讲分辨人的亲疏远近、尊卑贵贱之异，这有强化等级秩序的作用。
（三）礼应用于规范人际关系上。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在价值取向上，最佳的目标选择是“和”而不是“同”，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同”是人云亦云，比如君臣关系，君曰可，臣亦曰可，完全是无原则的附和。“和”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不以成其可；君所谓否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左传〉昭公二十年），君臣之间不搞一言堂，有问题反复讨论，充分考虑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斟酌去取，才会形成正确的意见和正确的决策，从而收到“政平”的效果。如何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这就需要派上礼的用场了。〈论语学而〉篇在讲了“礼之用，和为贵”之后，接着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以礼为准绳，调节人际关系，就能做到“和”。儒家讲到“礼所以制中”（礼记 .仲尼燕居>〉的功能,认为礼既能立“中”，又能调节人的言行，使其适“中”。儒家强调“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必先得乎其“中”，然后才能致其“和”，认为“致中和”是治国平天下的第一要务。
总之，从礼的正面作用来看，礼是营造社会和谐的制度性因素。礼坏乐崩，制度紊乱，就不会有秩序井然的社会和谐。这从反面亦可证明礼对于营造和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性。
三、 和谐社会是关怀和扶助弱势群体的社会
和谐社会是人人丰衣足食、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人之所以摒弃了弱肉强食、强者通吃的野蛮法则，不仅在于人有同情心，对于同类中的弱者有一种天然的恻隐之心，更在于人有公正、公平的理念。所谓公正、公平，表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发展上，首先是机会均等。也就是机会对所有人开放，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由于个人天赋才能的差异，即使所有人都参与赛跑，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之后必有先后的差异。何况人还有与生俱来的地位、身份以及占有财富的差异，这些对于人的后来发展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一国之发展来说，同样如此。每个地区在地理环境上都有差异，从而在占有自然资源上有差异，在同样的起点上，各个地区的社会发展可能很不平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承认差异及其合理性，坚持差异原则；另一方面要把差异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超出了这个范围，差异过于悬殊，就会产生新的不公平，就要对弱者予以关怀、扶助、补偿。这是一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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