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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价值观体系中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这些核心价值观念，是经过数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它们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正日益显示出其积极的教化作用。
然而，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都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一些现代社会的通病：现代人类一方面享受着科技文明的成果，但现代科技的发展，又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例如，现代工业（特别是石化业、汽车业和塑料业）的迅速发展和废气排放的猛增造成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生态失衡、交通瘫痪、能源耗竭等严重问题，也直接或间接危害到人类的健康；物质生活富裕的另一面是享乐主义、人欲横流；市场竞争的另一面是拜金主义泛滥、人际关系的冷漠紧张与人性的扭曲和沉沦；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另一面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滋长，以及道德伦理的沦丧。这种种弊病如何解决？依靠科学与法制，虽然可以解决某些具体问题，但却不能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俗话说“心病还需心药医”，精神层面的东西需要精神的处方去医治。
在医治现代社会的弊病特别是现代社会的精神疾病方面，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提供了很好的精神资源。例如，儒家的“仁爱”观念教育人们要懂得自爱与爱人，教育执政者要爱民、忧民，施行仁政，这是有利于现代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的；儒学的和谐观念教育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人与社会的群体和谐以及人自身的道德和谐，这对保护自然资源、平衡天人关系、协调人际关系、化解各种天灾人祸及矛盾冲突无疑是精神的良方；儒学的诚信观念教育人们求真务实、坚守道义、信守承诺，这是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与法治社会的道德基础；儒家的中庸观念教育人们坚守中道、不走极端，这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以及个人的安身立命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总之，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对于促进现代社会的良性发展、建立多元和谐的世界新秩序将能起到重要作用。这恰恰体现了儒学核心价值观念的普世性与现代性。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价值观，现代世界正需要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价值观念得到广泛的普及与应用。
四、儒学新形态——民主仁学的创新思维
诚如上述，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具有普世性价值，并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然而，传统儒学作为一种思想模式和理论体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了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与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严重挑战与思想批判，暴露了它在人文领域过分崇尚道德权威和纲常名教的局限性，这就迫使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儒家思想家们对儒学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进行全面的审思，并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转型与创新。这项转型与创新工作是从康有为、谭嗣同建立变法维新的新仁学开始，而为现代与当代新儒家所继承与发展。其基本特色是以儒家道德人文主义为基础，引进非儒学（主要是西学）的思想资源以充实与改造传统儒学的理论体系。谭嗣同“融古今中外思想于一炉”的尝试，马一浮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新经学理论，冯友兰“接着讲”宋明理学的“概念游戏”，牟宗三“本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坎陷”，杜维明的“文明对话”理论，成中英的新本体诠释学，等等，都是儒学现代转型中“援西学入儒”或致力于“西儒对话”的理论创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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