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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传统儒学及其核心价值观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融入现代社会并发挥其指导作用，而必须进行根本性的理论改造与转型，其用要变，其体也得变，既要变器，也要变道，应当成为适应全球化潮流、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新体新用的新儒学。这个新体新用的新儒学的发展方向，在我看来已不再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理气心性之学，也不是“中体西用”或“本内圣开出新外王”式的变用不变体的“现代新儒学”，而应当是融合了中西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新体新用新儒学——民主仁学。
民主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在这个新仁学思想模式中，传统儒学的等差式仁爱观念转型为以人为本、主权在民、人人相爱的“民主仁爱”观念，它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核心价值观，而科技文明的新成果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人们的社会生活将遵循着法制轨道有序地发展进步。
在民主仁学的思想模式中，“民主仁爱”是根本之体。民主的根本属性是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承认人民对于自身生存发展的主宰权和自决权，它首先是一种价值观，而社会政治层面的民主制度乃是在民主价值观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可操作性制度。所以，民主属于道之“体”，而不仅仅是道之“用”。而传统儒学的道体是“仁”，“仁”的根本属性是人本与爱人，即承认人的尊严与权利，提倡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显然，儒家传统的仁爱与西方传统的民主都具有普世性，它们完全可以从交集走向融合。尤其是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将儒学的道体创造性地改造为“民主仁爱”之体，应是顺理成章的事。而经过改造更新的新仁学的道体之“仁”，不仅是万物一体之仁，而且是普遍和谐之仁，自由民主之仁，尊重他人之仁了。再从制度之用而言，现代社会是科技造福人类、社会高度法治的社会。民主仁爱的价值观为科技的发展、法制的建立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科技的发展、法制的建设则更能体现“民主仁爱”价值观的伟大作用，所以，新儒学的“民主仁爱”之体必然是以“科技法制”为用的。
民主仁学也具有与传统儒学所具有的基本特性，但它较之传统儒学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在“民主仁学”的理论架构中，“民主仁爱”并非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外王之用”的制度，而首先是一种人生的、社会的价值观，一种根本性的精神，一种普遍的道德理性，简言之是道之本体。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那点东西。所以，道德理性是民主仁学的根本特性。其次是人文性，这是对传统儒学人文精神的继承。民主仁学的终极关怀，是人的生死存亡，它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为根本任务，十分重视社会的安定和谐，重视人民的安康幸福。所以，它是一种人文哲学，是哲学的人学。第三是实用性。民主仁学固然重视道德修养的实践，但尤其重视发展民主、改善民生的社会实践，特别重视学术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的指导性作用，这就是儒学“经世致用”的特性。第四是开放性，即坚持多元和谐、改革开放的特性。民主仁学的文化观是坚持“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谐文化观，因此，它是一种继承传统、服务现实、面向未来的新儒学，是以多元和谐文化观为指导的文化哲学。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背景下复杂多变的时代。新的时代需要与时俱进的新儒学。我认为，“以民主仁爱为体，以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将能够担负起沟通中西、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的使命。当然，我们在肯定当代新儒学前景光明的同时，应当给予当代新儒学以正确定位：以“民主仁学”形态存在的儒学新型态，只能扮演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道德人文主义的角色，它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人类素质的全面提升、人类的永续性发展，将起一种社会稳压器和人类精神调节器的作用，而并非一个可以“包打天下”的全能武器，也非可以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那种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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