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理论型态包括“体用”问题有了自己的体悟。
我认为，面向新世纪的新儒学的基本型态，既非“新心学”（或“新心性学”），也非“新理学”，而可能是“新仁学”。
这个“新仁学”，既源于古典儒学的孔子仁学，也继承和包涵了孔子以及历代大儒论“仁”的基本道理（如“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心、善性、本心、中和、良知、民胞物与、仁民爱物、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以及仁政、德治等等），又是对古典仁学的批判性的扬弃与改造（如对旧式伦理秩序、封建礼制的批判否定与改造重建）；既吸收融合了原本是非儒家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养料与精神资源（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又拒绝并且批判西方文化中反人性、反人文的思想与制度（如个人权利至上、征服主义、斗争哲学等等）。
这个“新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内圣外王”之学，即确立道德的主体地位而以关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以安顿人的生命为第一要务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其实践方向，并非是走“旧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道路，而是新“内圣”与新“外王”的统一，是由新“内圣”指导新“外王”的落实（即所谓“开物成务”）。其“内圣”者，道德之体也，仁也；其“外王”者，道体之用也，制度也，事功也。其“新”者，即这个道德之体的仁，已经不仅是传统儒学意义上的“爱人”之“仁”，而是融合了传统“仁爱”精神与西方“民主”精神20而形成的新型道德主体了；这个道体之用，也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礼制了，而是融合了传统的仁政与新型的民主法制与科技文明的制度、事功了。如果我们要从体用关系上来理解这个“内圣外王”新儒学的话，则可以将它定位为“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
这个民主仁学是既重道德实践，又重社会实践与历史进步的新儒学，对于每个个体是这样，对于一个社会团体乃至一个族群也是这样。个体的道德实践，是要求每个人都要确立起自觉自尊、民主仁爱的人格，要善于自由表达个体的意志，争取个人的权益，而其社会实践，则是要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发挥个人的专长，竭诚为群体服务，在社会上建功立业。这就是孔子与儒家的“修身之本”、“修己安人”之道。对于群体而言，则要求确立并尊重民主仁爱的公共道德及其法律制度，建立既有对立竞争又讲和谐合作的民主仁政，并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科技的力量造福于人类。
总之，时代在“日新、日日新”，儒学也必须与时俱进。如果新时代的新儒学能够真正形成“内圣外王”协和统一的“圆教”，则儒学的发展前景就是无限光明的了。
作者吴光，1944年生。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杭州师范学院兼职教授暨中国哲学硕士点导师、兼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中华文化研究集刊》主编等职。著有《黄老之学通论》、《儒家哲学片论》、《儒道论述》等多部专著和论文集。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cript>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从秦汉帝国的兴衰存亡看以德治国与巩固政权的关系
林 定 川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里的“政”与“刑”，指的是奴隶主统治者的苛政与刑罚，“道”与“礼”指的是尧、舜、禹以及周文王、周武王等“明君”用以治国的比较文明的政治制度与措施。
孔子这番话是针对周王朝后期──春秋时期天下大乱，诸侯纷争，政治腐败，社会风气日益败坏的社会局面而言的。后人据此总结出一条开明的治国策略──“以德治国”的策略。
今年1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党宣传部长会议上重申了“以德治国”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可见孔子的德治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还存在着可供借鉴的积极意义。
本文无意在理论上阐述孔子德治思想的现实价值，仅以秦汉王朝兴衰存亡的历史事实为据，说明以德治国与巩固政权的关系，从而使读者明白“道”之得失与“权”之得失是密切相关的道理。全文分两部分阐述。
一、秦始皇的强大政权为什么只存活了26年？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始皇祖先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一千多年奋斗，才创下秦国基业。其最早先祖叫大费，帮助夏禹治水有功，受到舜帝奖赏，赐姓嬴氏。传到费昌，为商代开国君主汤驾车，讨伐暴君夏桀有功，被封为诸侯。当周武正起兵伐纣之际，秦之先祖蜚廉驻守北方，不助纣为虐，得到周武王赞赏，保住诸侯封号。传到造父，以善御著名，为周穆王驾车，平定了徐偃王之乱，于是穆王把赵城封给造父，从此又称赵氏。传至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战马繁殖很快，孝王把秦地封给非子，号为秦嬴，成为周的附庸之国，专门负责保卫西垂。当周宣王时，西戎叛乱，秦庄公讨伐西戎有功，被周王朝封为西垂大夫。 周幽王无道，被犬戎国所杀，秦襄公发兵救周， 立下大功；周平王为避犬戎之乱，举国东迁，襄公以兵护送平王，平王把歧山以西国土赐给秦，从此秦国跻身诸侯列强。传到秦穆公，由于重用贤士百里奚、蹇叔，加强经济文化建设，国势大振，先后伐楚、伐晋、伐郑，消灭了梁、芮等小国，以至称霸中原；然后开拓西垂，取国十二，开地千里，又称霸西戎。秦穆公在位39年，内行王道（崇尚德治），外行霸道（崇尚法治），从而使秦国一跃成为诸侯霸主。但是晚节不保，临终下令177名良臣武将为其陪葬，因而激起人民不满，失去民心。所以秦穆公一死，霸主地位又落到晋、楚手中。传到景公，秦室内乱，国势复衰，大片国土为晋所夺。经过近百年寒淡经营，传到秦孝公，继承穆公“修德行武”的治国策略，重用贤士商鞅，变法修刑，内务耕织，外劝战死赏罚，国势复振，伐魏，攻占了安邑，改称咸阳，以为国都。于是周天子封秦为“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率诸侯朝拜天子，秦国声望遽升。但是孝公死，商鞅之法也因之夭折。因为商鞅变法触犯了以太子为代表的一批权贵利益，所以太子文惠君一登位，就车裂了商鞅。此后，由于得益于商鞅变法所取得的成效，秦国先后打败了魏、韩、赵、燕、齐、楚与匈奴，伐蜀而灭之。传到秦武王、韩、魏、齐、楚、越都成了秦的军事盟国。为了统一中原，秦庄襄公一登位，就大赦罪人，起用先王功臣，对百姓施德布惠。此时，吕不韦为相，内修仁政，加强文化建设，外修军事，奖赏有功之士。于是，使蒙骜伐韩、伐赵、伐魏，拓地千里。庄襄公死，子嬴政立，秦国又出现了更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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