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批判的、反思的态度而非从护教的、宗派的立场去分析现代新儒学，我们就可以看到：现代新儒家诸君尤其是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四君子及其儒学理论，是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和严重的理论缺陷的。第一，他们怀有过多的悲情意识，因此不能客观理性地评价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及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不能全面公正地认识与解释中国传统学术的缺陷以及西方新学的精华所在；第二，他们试图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出或转出原本没有或极其贫乏的资源（诸如民主政治 、现代科学与知识论）的努力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益的，在理论上则充满矛盾与困惑；第三，他们具有强烈的道统观念和卫道意识，缺乏新时代应有的博大胸怀和融摄多元文化的气度，因而在理论上表现为相当程度的主观性、独断性和排他性。至于冯友兰的“新理学”，更是一个粗糙的而非精密的、矛盾的而非一贯的理论体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间过多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思想批判运动干扰了他的“精神反思”，同时也由于冯氏在创建“新理学”中深受西方知识论和金岳霖所谓“哲学是概念的游戏”思想的影响，过分注重了对理学概念的抽象分析而忽略了对儒学人文精神的阐发。因此，无论是牟氏的“新心学”还是冯氏的“新理学”，都只能算是留在二十世纪的“应对型的现代新儒学”，还称不上是面向新世纪的“变革型的当代新儒学”，新儒学的重建工作并不因为熊、牟、冯体系的完成而完结，而是任重而道远，还须继续努力。
事实上，在牟宗三这一代“新儒家”之后，已经涌现出不少深具经世意识和思想家气质的“当代新儒家”学者在继续其前辈未竟的事业了，其中最有思想活力的是杜维明、刘述先、林安梧、李明辉四先生。他们较其前辈的最大不同，是更具有多元文化的视野和全球意识，对新儒学的精神本质和范畴概念有更平和、更冷静、更深层的思考。其中杜维明重在思考儒学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沟通、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文化中国”的意义阐释，刘述先则重在对传统儒学基本概念范畴（如孔子的“天人合一”之道、程朱的“理一分殊”、王阳明的“四句教”等）之精神意涵的现代阐释，力图从“理一分殊”的思想模式中找到一条重建当代新儒学的出路，林安梧站在“批判的新儒学”立场上提出了“儒学革命论”与“后新儒家哲学”的概念与理论架构，李明辉则以其对“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的体悟，创造性地解说了牟宗三的“内圣外王”之学和新儒家的“道统论”。16然而，迄今为止，这些新一代儒家还只是有了个精神方向，其思想理论还不是很系统化的，仍然处在成型过程之中。
那么，面向新世纪的“变革型新儒学”可能是一种什么型态呢？我想奉献一孔之见。
1989年我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做研究时，写了本题为《儒家哲学片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之研究》的书，首次将儒家哲学定位为“道德人文主义”，书中论述儒学发展的前景时提出：
现代新儒家应当在保持对本身文化传统认同并加以创造转化的同时，保持一种多元开放而非封闭排他的文化心理，自觉而且现实地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开创儒学的新局。
所谓儒学应当在现代多元文化中扮演其一元的角色，即道德人文主义的角色，并不是规定现代新儒学只能讲道德修养、道德实践，而不必讲民主、科学和法治。作为一种现代的人文主义哲学，儒学当然应当摒弃传统儒学中那些有关纲常名教的思想内容和直观的、经验性的思维方法，而充分展示其包容性、开放性的特色，吸收现代非儒家文化中那些可能为儒学人文主义所吸收的东西。……但它仍将保持其对本身文化传统的认同，即保持其作为道德人文主义哲学的特点和精神方向，否则就不成其为新儒学了。
其后，我在1994年参加“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21世纪的儒家文化定位》中进一步提出：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格局，是多元文化竞争共存、互相融会沟通而非统一于一元的格局。在这个基本格局中，随着中国与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实力的大大增长，儒家文化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将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但在象中国和东亚这样在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后进的地区，推动其经济发展的文化力已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文化交互作用形成的合力，儒家文化仅仅是这股合力结构中的一股罢了。所以，我们应该给新世纪中的儒家文化以正确的定位，这个定位应当是：不敢为天下先，而只分一杯羹。即在世界多元文化结构中保持其道德人文主义的一元存在，而汇入于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的主流之中。……
儒学重建的基本任务是：摒弃那些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旧式伦理观念，对传统理论范畴体系作出新的简择、诠释与更新，而着重阐扬儒学的道德人文主义理想，并创造性地吸收非儒学传统中那些能为儒学精神所包容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走一条“旧学新用，洋学儒用”的文化重建道路。……只有经过对儒家文化遗产的批判、扬弃、继承、改造、诠释和重建工作，并且吸收非儒家文化的思想养料，传统儒学才有可能实现面向现代与未来的转化，经过改革重建的新儒学才能承担起新世纪的新角色而立于世界多元文化之林。18
我的基本看法是，21世纪的新儒学，将以“道德人文主义”的型态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保持其一元的存在，而这种新儒学的内容，是既包涵了传统儒学的“道德人文主义”的资源，又吸收了非儒家文化的思想养料的。我当时对所谓“中西体用”问题是有具体思考的，认为“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都讲不通，因此在论著中提出了“中学新用 ，西学中用 ”和“ 旧学新用 ，洋学儒用 ”的口号 ，试图避开百余年来纠结不清的
“体用”问题而专谈实用。但实际上，在理论建构中，体用问题是必须正视、无法回避的 。经过多年思考 ，我对于面向新世纪的新儒学（ 或曰 “ 后现代新儒学 ”）的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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